《大唐英武豪侠》免费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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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盛唐背影
一千多年前世界的中心，毫无疑问是，大唐！一个强盛自信而又开放包容的帝国，引来万国来朝，商贾不绝。唐玄宗开元九年，在经历太宗的“贞观之治”、高宗的“永徽之治”、武则天的“贞观遗风”之后，大唐成为了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文治武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达至鼎盛。此时的大唐无愧于真正的盛世，典章焕然，文采风流，处处一片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
满耳笙歌满眼花，满楼珠翠胜吴娃。
因知海上神仙窟，只似人间富贵家。
绣户夜攒红烛市，舞衣晴曳碧天霞。
却愁宴罢青娥散，扬子江头月半斜。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韦庄参加一场盛大宴会时即兴写下的一首诗，宴会的主人是当时朝野的实权人物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宴会的地点正是周宝位于镇江的府邸，此时府内正是好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各类宾客高朋满座，满耳的笙箫吹奏，满眼的花容月貌，满楼的红粉佳丽，佩戴着炫目的珠宝翡翠，无一不显露出周宝府中惊人的豪奢。雕饰精美的门庭，灯烛辉煌，像是红烛夜市一般。歌女们翩翩起舞，彩衣像牵曳着碧空云霞。轻歌曼舞，轻盈摇曳之姿毕现。周宝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将，却夜以继日、沉湎于歌舞声色之中。不过这也难怪，此时的大唐正处于千年盛世之中，不仅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而且经济发达，人民安居乐业。
此时，在千里之外的河南睢阳，睢阳太守许远府上，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音乐，没有舞女，只有急匆匆的脚步声，下人们来回穿梭忙碌不停，生怕做错什么，只见许远站在院内，来回踱着脚步，一脸地焦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许久，伴随着一声婴儿啼哭，他停了下来，转身望向一间房屋，从里面跑出来一个侍女，兴奋地喊道，“老爷，夫人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
许远高兴的猛一拍手，“好，太好啦！许家这回是后继有人了，哈哈。”
“老爷，小少爷的名儿，您还没起名字呢吧？”师爷在旁边提醒问道。
“名字我刚才就在想啊，自大唐开国以来，我许家世代为官，高祖父许敬宗，为太宗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后协助武后，高宗时官至右相，曾祖父许昂，任太子舍人，家父许望，官任右羽林将军，他们为大唐江山社稷都立下过汗马功劳，才换来如今这天下太平，我愿这盛世能一直繁荣昌盛下去，就给他取名许愿吧。“
“许...愿，嗯，好，好，这个名字好”，师爷捋了捋胡子，略有所思地接着说道，“依我看，少爷将来也定是非同寻常之人啊。”
“我只愿他平平安安过完此生就好”，许远面色难掩一丝忧虑，“虽说现如今天下太平，但是皇上开创了盛世之后，沉溺于享乐之中。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宰相张九龄堪称国之中流砥柱，却被李林甫谗害，取代了相位。”
“唉，是啊，老爷不也因为上书替贤相张九龄仗义执言，从而得罪了李林甫，被贬至此，担任睢阳太守已然五年啦。”
许远听完长叹一声，“算啦，过去的事不提了，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我只怕现如今奸人当道，担心这盛世不久矣！”
此时大唐自立国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在经历前期的励精图治之后，此时的朝廷是承平日久，无为而治，玄宗也是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志得意满，开始放纵享乐，从此少问国事。俗话说，盛极而衰，而大唐的盛世也将戛然而止，一场孕育在盛世中的暴乱，使整个华北大地从高度繁华突然倒退了数百年，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转眼之间成为悠远的追忆，一个看上去鼎盛完美的王朝瞬间千疮百孔。而这一切都是拜两个人所赐，一个胡人，名叫安禄山，一个女子，便是杨贵妃。
安禄山之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人部族生活。后其母改嫁于突厥将军安波至的兄弟安延偃。开元初年（713年），十多岁的他与将军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了突厥，并给自己起名安禄山。长大成人后，安禄山通晓六国语言，当了个为买卖人协议物价的牙郎。父亲早逝，母亲改嫁，青少年的坎坷经历，练就了安禄山表面圆滑，内心不一的性格，以及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做事方式。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安禄山这辈子充其量也就是个在边境游牧民族之间做点买卖的小商人，但是那么极个别人就是运气好，安禄山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一次偷羊之举，竟然改变了他的命运，不仅如此，此后的他竟然一路平步青云，屡得贵人相助，直至做到手握重兵，权倾大唐的封疆大吏。
开元二十年（733年），已经是二十多岁壮年的安禄山，尽管长得身高体壮的，可是他不愿意干力气活，每天就在边境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兑换些物件，以此赚点小钱为生，动不动还在为吃饭发愁，甚至有时还会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这不一天，他路过一家羊圈，看见主人不在，就像进去偷只羊，不料羊的叫喊声惊动了周围的人，大家就把他抓了起来，送到了当地的最高长官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面前，由于在唐朝羊属于重要财产，偷羊犯了重罪，按律当斩。张守珪拷问安禄山，准备乱棍打死，安禄山高声喊叫说：“大夫难道不想消灭两个蕃族啊？为什么要打死我！”张守珪见此人长得五大三粗，语言豪壮，就放了他，命令他跟同乡史思明一起去抓契丹族的活俘虏。安禄山生性骁勇，他和史思明每次出了边境都能够抓回契丹族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张守珪于是看中安禄山是个人才，就把安禄山提拔为偏将。由于安禄山生性机灵聪慧，又善于察言观色，渐渐得到张守珪信任，并收其为义子。安禄山自然深知张守珪是他命中的贵人，便极尽阿谀奉承，加之安禄山自小就巧舌如簧，整日里甜言蜜语哄得张守珪甚是欢心。
开元二十八年（741年），在张守珪的极力推荐下，安禄山出任平卢兵马使。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了手握重兵的一方将领。短短八年之间，安禄山竟由一个偷羊贼一跃而成为了军队统领，这样的一飞冲天，震动朝野，也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当朝首辅，宰相张九龄。大唐的地方主政官员，每年都要回京述职一次，张九龄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考察一下他，于是他召见了安禄山，安禄山不明所以，以为当朝首辅看中他，就兴高采烈地来了，他眉飞色舞地讲着自己在边关如何接连打败契丹和奚，却不知张九龄已然看出安禄山不可靠，他看出了安禄山身上的桀骜不驯，诡诈狡黠。等安禄山一走，张九龄就对身边的人说道，“乱幽州者，必此胡也！”数年之后，此话一语成谶。
第二章 安史之乱
上回说到安禄山表面忠心，实际早已心生反意暗地里准备叛乱，他看到大唐虽国力强盛，然而官场上下一片乌烟瘴气，已经腐败不堪，于是造反的念头更加坚定。
造反这事儿要说起来可是个技术活，一旦起兵造反，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要么成功，要么杀头，没有别的选择，因此需要从长计议，好好谋划。
安禄山在范阳州城北边筑起了雄武城，表面上看来是防御侵略，实际上是他用来储藏兵器、粮食做坚守范阳的部署，战马有一万五千匹，牛羊也相当于这个数目。
此时的他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大军区节度使，唐朝十大军区安禄山一人就管了三个，他计划拉上史思明的部队一起造反，这样单从兵力上来说，安禄山并不吃亏，甚至还占有优势，当然他也考虑到打仗光靠人多还不行，得有武将统领，文臣谋略。
于是他把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罗致身边做幕僚，让高尚主持书记工作，刘骆谷留在长安当情报人员，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都是他从军队里选拔出来的将领。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安禄山自觉已经差不多啦，他觉得还剩一件事要办。
什么事呢？就是迷惑对手，这样造反才能出其不意。对手是谁，当然是唐玄宗及朝廷啦。
安禄山越想造反，就越不能让玄宗觉得他想造反，这样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安禄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迷惑玄宗，他首先主动出击，亲帅十五万大军，去讨伐大唐的敌人，契丹和奚。
双方鏖战数日，终于击破奚、契丹，并俘获了奚王李日越。玄宗听闻后大喜，这让他对安禄山越发地信任和倚重。
但是玄宗禁不住耳边总有人提醒他，安禄山统兵过多，权力多大，迟早拥兵自重与朝廷分庭抗礼。
玄宗听后也觉有理，他派中官辅趚琳去侦察，看看安禄山有没有谋反之意，趚琳接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后大讲安禄山忠心耿耿。
杨国忠又对唐玄宗说：“召他进京，他一定不会来。”玄宗于是下令召见安禄山，安禄山得信后立即从北方边境的驻地出发，只带数名随身侍卫，骑快马日夜兼程赶到了京城长安。
一到长安，他就到华清宫拜见唐玄宗，乘机哭着说：“我是胡人，不识汉字，皇上越级提拔我，招致别人嫉恨，以致杨国忠想要杀我。”唐玄宗听后对他更加亲密宽厚，此后，只要有人说安禄山要造反，唐玄宗一定会大发雷霆，把他捆绑起来送交安禄山。
安禄山自觉时机差不多了，天宝十四年十一月（755年），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造反，诈称奉唐玄宗旨意率领部队讨伐忤逆朝臣杨国忠。
他率领各族骑兵、步兵十五万，半夜行军，黎明吃饭，一天前进六十里。
决定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骨干。天下太平的日子长了，人们不懂战争就在身边，听到安禄山叛乱爆发，朝廷一片哗然，百官动荡，惧怕不已。
宫廷的警卫部队都是由集市商贩组成的，根本不具备作战水平，只得打开皇家仓库拿出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召募兵卒。
打仗，是个让军人内心纠结的事，除了那种天生的好战分子，一般来说他们也不希望打仗，谁不想天下太平呢，可是天下太平了，军人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真正的战士就是为战场而生的，他们流淌着战斗的血液，他们渴望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甚至青史留名。
因此，安禄山起兵造反，他深知自己不能师出无名，叛乱也要找个合适的理由嘛，玄宗对他那么好，要官给官，要钱给钱，要兵给兵，没有合适的理由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啊，于是他声称要为国为民除掉奸相杨国忠，替玄宗清君侧。
此时的唐玄宗可真是欲哭无泪，这么多年以来，从宰相张九龄开始，就不断有人提醒他，安禄山谋反那是早晚的事儿，可是他一直不信，还把提醒的人要么杀掉，要么送给安禄山处置；不仅如此，他还一手把安禄山打造成了最大的威胁，让安禄山手握重兵且全是唐军精锐，无异于养虎为患。
当玄宗知道安禄山谋反的确切消息之后，自然悔不当初，愤恨不已。同时玄宗也心里清楚，经过这么多年天下太平，相安无事，内地早已无兵可用，所有能打仗的部队，都部署在边境，用于防守北面的突厥、东北的契丹和奚，以及西面的吐蕃，而这些军队之中超过一半都归安禄山和史思明统领。
由于他们常年与契丹和奚作战，战斗力十分强悍，属于唐军的精锐部队。
安禄山号令严厉，加上有一班以死相拼的将士，没有谁不是以一当百，朝廷军队碰上必然会吃败仗。
可是谁也不情愿认赌服输，何况是创立了开元盛世自认为聪明绝顶的唐玄宗呢，他当然不愿意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江山拱手让人，此刻他像个押错宝的赌徒，他要拼命弥补自己的过失，做翻盘的最后一搏。
第三章 自毁长城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755年），即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七天，安西副都护，曾率军攻破大勃律国的将领封常清恰好循例入朝觐见唐玄宗。在骊山的华清宫，玄宗向封常清询问平叛方略，封常清胸有成竹地说，“臣请求立刻前往东都，开府库，募骁勇，扬鞭奋马，北渡黄河，相信用不了几天，定能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玄宗闻言大喜，随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刻前往东都组织防御。旬日之间，封常清就在东都招募了六万人。二十一日，唐玄宗匆匆返回长安，用大约十天时间完成了战略部署。河东方面，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程千里为潞州长史，三人协同防御，防备叛军西进。河南方面，一共设置三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13郡组建第一道防线；封常清在洛阳就地募兵六万人，构成第二道防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镇守陕郡，作为第三道防线。
做完这一切，玄宗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叛军，也足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可是，玄宗错了。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从灵昌渡口渡河南下，当天攻陷灵昌郡。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州城失守殉难。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八日，安禄山挥师西进，迅速攻陷荥阳，兵锋直指东都洛阳。封常清率部进驻虎牢关，准备据险而守。可他招募的六万人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官军一战即溃，虎牢关旋即失守。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十二日，叛军进入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封常清退至陕郡，向副元帅高仙芝奏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自寻死路！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高仙芝和封常清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进入潼关的那一刻，帐下监军宦官边令诚已悄悄离开潼关，向长安狂奔而去。见到玄宗后，他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潼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坚守潼关，则不仅长安可保，且叛军被阻于潼关之外，时间一长，粮草不足必将自乱阵脚。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实属罪无可赦！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末日就此降临。被满腔怒火灼烧得丧失理智的玄宗当即颁下一道敕令，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封常清知道朝中大臣都认为安禄山狂傲叛逆，用不了多久就会失败。而他自己和叛军数次交战，见识了叛军的战斗力，乃豺狼虎豹之师，相比之下，自己招募的兵卒毫无作战经验，倒成了乌合之众，他打了败仗，担心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提前草写了遗表，告诫玄宗，表曰：“中使骆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万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陕州，随高仙芝行营，负斧缧囚，忽焉解缚，败军之将，更许增修。臣常清诚欢诚喜，顿首顿首。臣自城陷已来，前后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对。臣之此来，非求苟活，实欲陈社稷之计，破虎狼之谋。冀拜首阙庭，吐心陛下，论逆胡之兵势，陈讨捍之别谋。酬万死之恩，以报一生之宠。岂料长安日远，谒见无由；函谷关遥，陈情不暇！臣读《春秋》，见狼瞫称未获死所，臣今获矣。昨者与羯胡接战，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将之兵，皆是乌合之徒，素未训习。率周南市人之众，当渔阳突骑之师，尚犹杀敌塞路，血流满野。臣欲挺身刃下，死节军前，恐长逆胡之威，以挫王师之势。是以驰御就日，将命归天。一期陛下斩臣于都市之下，以诫诸将；二期陛下问臣以逆贼之势，将诫诸军；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许臣竭露。臣今将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后，诳妄为辞；陛下或以臣欲尽所忠，肝胆见察。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则冀社稷复安，逆胡败覆，臣之所愿毕矣。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寇贼之戈鋋。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
果不其然，边令诚带着玄宗旨意夺命而至，要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就地正法。临刑前，封常清将早已写就的一道遗表交给边令诚，让他转呈玄宗，然后遥望长安平静地说了最后一句话：“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国家旌麾，受戮贼手；讨逆无效，死乃甘心！”
封常清死了，自然就轮到副统帅高仙芝了。边令诚对高仙芝还是有几分忌惮的，所以前去宣敕的时候，特意带上了一百多名陌刀手。高仙芝跪地听宣后，立刻被绑赴刑场。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潼关上空乌云漫卷，朔风怒吼。数万唐军将士被召集到刑场周围，奉命在此观刑。此时，距离安禄山起兵刚刚一个多月，可潼关以东的大片国土、包括东都洛阳已全部沦于叛军之手。15万范阳铁骑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其前锋已兵临潼关城下，率部驻守潼关的是大唐帝国威名赫赫的大将高仙芝和封常清。然而今天他们即将被斩首，原因竟是因为被宦官监军边令诚一再索贿而不成，反而在玄宗面前污蔑他们贪污军饷，以及擅自退守潼关。刑场周围，绣有“高”字和“封”字的军旗在大风中猎猎飘扬，发出阵阵裂帛似的声响。随着一道森寒的刀光闪过，第一名钦犯脑袋落地。不久，第二名钦犯被押了上来，看到封常清的尸身，高仙芝顿时悲从中来，大声呼喊：“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言罢，三军将士便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冤声。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的时刻，高仙芝对着封常清的尸体说：“封二，子从微至著，我则引拔子为我判官，俄又代我为节度使，今日又与子同死于此，岂命也夫!”言毕被杀。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高仙芝和封常清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以及军民们，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皇帝的错误买单！只能说高仙芝和封常清实在是时运不济，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为正确，但却政治上极为错误的选择，所以注定要成为牺牲品。
唐玄宗的这一错误处置不仅自毁长城，还引起了军心的动摇，也使大唐丧失了两员具有作战经验的大将，对平定叛乱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战场形势上看，封常清退保潼关的战略是十分正确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唐军坚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加之战线过长，粮草供应不足，日久必然自乱阵脚，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
第四章 长安陷落
上回说到，退守潼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的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
唐玄宗杀了大将封常清、高仙芝之后，起用病废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潼关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哥舒翰进驻潼关后，立即加固城防，深沟高垒，闭关固守。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命其子安庆绪率兵攻潼关，被哥舒翰击退。安军主力被阻于潼关数月，不能西进。安禄山见强攻不行，便命崔乾佑将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而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唐玄宗接到叛将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就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立即上书唐玄宗，他认为：“安禄山久习用兵，今起兵叛乱，不会不作准备，一定是用羸师弱卒来引诱我们，如若进兵，正好中计。况且叛军劳师远征，利在速。官军凭借潼关天险抵挡他们，利在坚守。且叛军暴虐无道，失去民心，日渐衰颓，很快就要发生内乱，（那时）再攻打他便可不战而擒。”与此同时，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打了几个大胜仗，进展十分顺利，因此他们二人也认为潼关只宜坚守，不可轻出，二人主张引朔方军北取范阳，覆叛军巢穴，促使叛军内部溃散。但是，宰相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意在谋己，便对唐玄宗说，哥舒翰按兵不动，会坐失良机。玄宗又一次轻信谗言，对郭子仪、李光弼的良谋置之不理，便连续派遣中使下诏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逼无奈，明知此去无回，然皇命难违，史书《资治通鉴》形容哥舒翰，“抚膺恸哭”。
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崔乾佑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于初八领兵与唐军决战。唐军以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庞忠等率10万大军继后，另派3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两军相交，唐军见叛军阵势不整，偃旗欲逃，便长驱直进，结果被诱进隘路。叛军伏兵突起，从山上投下滚木檑石，唐军士卒拥挤于隘道，难以展开，死伤甚众。哥舒翰急令毡车在前面冲击，企图打开了一条进路，但被叛军用纵火焚烧的草车堵塞不得前进。唐军被烟焰迷目，看不清目标，以为叛军在浓烟中，便乱发弩箭，直到日落矢尽，才知中计。这时，崔乾佑命同罗精骑从南面山谷迂回到官军背后杀出，唐军前后受击，乱作一团，有的弃甲逃入山谷，有的被挤入黄河淹死，绝望的号叫声惊天骇地，一片惨状。唐后军见前军大败，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唐军见势不利，也纷纷溃散。哥舒翰只带数百骑狼狈窜逃，从黄河西渡进入潼关，潼关外挖了三条战壕，都是二丈宽一丈深，人和马掉进沟里，一会就填满了，后面的人就踩着尸体过去。唐军将近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初九，崔乾佑攻占潼关。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张贴榜文招揽失散的兵卒，想要继续把守潼关。吐蕃将领火拔归仁带着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进去对哥舒翰说：“贼兵来了，请元帅上马。”哥舒翰走出驿站上马，火拔归仁及众将叩头说道：“元帅拥有20万兵马，一场战斗就把他们都抛弃了，有何脸面再见天子？且元帅没有见到高仙芝和封常清的遭遇吗？请元帅投降安禄山！”哥舒翰不从，火拔归仁就把他的腿绑到马肚子上，连同其他不顺从的将领一起投降了安禄山。
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伏击战的典型战例，崔乾佑潜锋蓄锐，诱唐军弃险出战；会战时，又偃旗欲遁，诱唐军进入伏击区，因而取得大胜。
大唐并不乏能作战且有经验的将领，然而唐玄宗一连串的“神操作”，使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唐玄宗错误估计形势，拒绝采取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方针，过早地出关反攻，结果造成人地两失。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安禄山指挥叛军主力进攻洛阳、潼关，意图突破这两个重镇而直取长安！后来洛阳沦陷，但天险潼关却因为高仙芝、封常清的有力固守，使得安史叛军久攻不下，甚至迫使敌军有了回撤的打算。
但是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已经利令智昏，不复年轻时代的英明果决。高仙芝和封长清采取固守的正确作战方法，使得远道而来的敌军想速战速决的计划不能得逞，而且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也有力的护卫了长安；可是一些奸邪小人却在李隆基面前说高仙芝和封长清的坏话，诋毁他们与安史叛军相勾结，所以迟迟没有与叛军正面交战，李隆基不经过仔细调查，竟然将二人斩首示众，致使朝廷失去了两员经验丰富、作战勇敢的将领！
之后唐玄宗又派上了年纪的哥舒翰统领潼关的军队拒敌，当时镇守潼关的军队有二十万！哥舒翰正确的判断了双方的形势，也认为坚守不出才是御敌之策，随着日子一天天拖延下去，唐玄宗对他们也失去了耐心，而且奸相杨国忠又在鼓动唐玄宗下圣旨强迫哥舒翰出战，哥舒翰在接到圣旨后知道此战必败，但慑于皇权的威严，不得已带兵出战，最后果然大败，自己也被手下绑赴敌营。
唐玄宗所在的都城长安得知潼关失守后一片混乱，因为潼关就是长安的门户，潼关失守，长安已无险可守，叛军可长驱直入关中平原，直逼长安。甲午日，百官中上朝的不过一两个人，皇帝到勤政楼颁下制书（制书就是皇帝说的话，所谓“天子之言曰制，书则载其言。”）说要亲征，众人皆不信。这天，皇帝的禁军仪仗悄悄迁到了大明宫。傍晚，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宫外的人对此却都一无所知。眼见安史大军日渐逼近，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经过左藏库时（古代国库），杨国忠想毁掉这些财宝不让贼兵得到，唐玄宗说：“贼兵得不到财宝就会搜刮百姓，不如把它们留给贼兵。”
随后唐玄宗狼狈逃离长安，队伍行至马嵬坡，六军将士终于忍无可忍，发动兵变杀死奸相杨国忠等人，随后高力士等人缢杀杨贵妃。不久之后，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自行即位，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唐玄宗李隆基在得知这一切后相当地无奈，毕竟不是自己愿意退位的，但也无可奈何，此时他已人心尽失，成了孤家寡人，只好接受。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
正文卷
第五章 半途而废
唐玄宗一生聪明绝顶智商惊人，唯一失算的就是安禄山造反，它是唐玄宗晚年机关算尽，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结果。唐玄宗几十年下来一直没有玩脱的用人原则是因，安禄山自己在杨国忠的威胁下剑走偏锋发动了在唐玄宗看来没有胜算的叛乱便是果。唐玄宗对安禄山本人的判断存在误差，过分高估了安禄山的理智。而安禄山对唐朝的局势判断存在误差，过分高估了自己起兵造反的胜算，君臣之间互相利用又缺乏默契，就酿成了安史之乱的巨大悲剧。
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安禄山是出身卑微的胡人，缺乏汉人世家的人脉基础，所以才会得到首席宰相李林甫的重用。在李林甫得势的时期，安禄山被这口蜜腹剑的权相完完全全的控制着，不仅身边的亲信遭到李林甫的渗透，就连心中所想之事李林甫也能揣摩个十之七八，这让安禄山如履薄冰。何况背后还有个更加狡猾更加深不可测的唐玄宗，他才是一切的主导者，心机深沉如李林甫，终其一生也是被他牵引着走，可见此时的安禄山立足未稳又顾虑极多，是没有胆子胡思乱想的。但是李林甫死后，朝堂人才青黄不接，于是只懂敛财的废柴杨国忠接班。他无法有效的控制安禄山，只能简单粗暴的打压和排挤，而唐玄宗又企图让两人互相牵制，安禄山的气焰这才开始嚣张起来。但杨国忠哪怕是当唐玄宗牵制安禄山的棋子也是不够格的，他为了能让安禄山作实造反的罪名，不惜主动给安禄山的叛变创造种种条件，这种完全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眼里的政治流氓使得唐玄宗的帝王之术运作困难，以致最后玩脱了...
唐玄宗的帝王之术，也是他治国的杀手锏就是他那超凡的用人手腕。他对放权和控制这两个概念的操纵非常人所能及。从开元年间的各大贤相，到天宝年间的各个节度使，他总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有能力的人为自己和帝国服务，又能很好的控制他们，让他们不敢不忠于自己。到了执政后期，唐玄宗虽然精力愈发衰减，但他的帝王之术却已是炉火纯青。而他晚年恰恰是命太长又太聪明，活成了人精，四十多年太平天子机关算尽最后却因为和没有自知之明的臣子之间丧失了默契，最终导致局面顷刻间便失去控制，落得两败俱伤。唐玄宗一直以来都奉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而贯彻这项原则也是以君臣之间的默契作为前提的，这种默契本质上是唐玄宗一手安排的各方势力之间互相制衡的产物。太子和宰相，文臣和边将，权贵世家和科举寒门，他们之间互相牵制，达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而唐玄宗就像是幕后的操纵者，迫使各方势力为了不陷入弱势，不得不向唐玄宗本人尽忠，这就是唐玄宗和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但安禄山却反其道而行之，甘于被利用本是这个杂胡小儿在唐玄宗一朝立命的根本，可是安禄山却想走另一条至少在他看来走得通的荆棘之路。
天宝年间，尽管唐玄宗已经逐渐安于现状，懈怠下来，但是从东宫到宰相到文臣再到武将都是被各种互相牵制和眼线渗透，被这老皇帝把持的服服帖帖的，再加上李林甫能力了得，虽然权倾朝野，嫉贤妒能，但却能很好的处理日益复杂的政务，又能有力的压制东宫势力，所以一切仍然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中。这样看来唐玄宗保住晚节本是没有问题的。奈何李林甫打压异己太厉害，导致死后接班的领导班子实在不够看，安禄山又是一个自始至终都喂不饱的亡命之徒，和无才无德的杨国忠两人各种秀窒息操作最后硬是打破了唐玄宗的如意算盘。唐玄宗之所以倚重安禄山，既有政治考量，也有军事需要。对内，是想利用安禄山去拉仇恨，让他各种背锅。对外，则利用安禄山稳定北方战线，进一步的，想继续开疆扩土。而为了防止安禄山心存异志，唐玄宗至少有四层保险：
唐玄宗给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职务使他坐拥共计18万4000人的兵力，在大唐天宝年间60余万的总兵力中这恰恰是一个阈值，既能最大限度发挥边将的战斗力，又刚好不足以发动一场有胜算推翻鼎盛王朝的叛变。
接下来，宠幸安禄山给他各种高官厚禄乃至让他成为杨玉环的干儿子，让他获得比封疆大吏还要夸张的超然待遇便是又加上了一层人心上的筹码，寄希望于喂饱这头饿狼，这是作为感情牌的第二层保险。
而作为安禄山的同事，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和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都是安禄山的死对头，这样的人事安排也是唐玄宗有意而为之。如果安禄山真的图谋不轨，这两人不但绝对不可能和安禄山同流合污，相反必然积极投身反叛。且其他边将也少有看安禄山顺眼的，这令安禄山犹如锋芒在背。这就是地缘势力上的第三层保险。
最后，在政治势力内部，以杨国忠为首的政府班子对安禄山的厌恶是公开的，这就让安禄山倍感孤立，只给拼命讨好唐玄宗以抗衡杨国忠为首的权贵势力，以至于自己能不能出将入相也完全没有话语权了。这就是第四层保险。
但归根结底，不足以和整个帝国抗衡的兵力，才是唐玄宗愿意信任安禄山和放权给他的根本原因。唐玄宗本以为安禄山被杨国忠胁迫，理该死忠自己以换取自己对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任，同理杨国忠也是如此，这一招几十年来从未失效。在唐玄宗看来，安禄山叛变是必然没有胜算的，一定是自寻死路的昏招，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只有无条件的忠于自己，为自己卖命，这样才有出路。然而他料不到安禄山自我感觉实在太好，在身边这些投机谋臣长期的鼓吹下竟然真的就自以为优势很大，豪赌了一把。要说他非给叛变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安禄山为了能讨好唐玄宗，把包括太子在内的绝大多数权贵得罪了个遍，如此这般一旦这个七十多岁高龄的太平天子被取代，自己唯一的靠山失去后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安禄山打算在皇权交替之际叛唐。但是杨国忠的步步紧逼和计划的逐渐败露迫使安禄山不得不尽快付诸行动。这时候即便是唐玄宗本人也已经预感到难以继续驾驭安禄山了。怎奈何志得意满的唐玄宗终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操作真的会立刻发生在自己执政的最后阶段。在他眼中，就算安禄山要叛，目前这个阶段他也是没有胜算的，所以自己还有时间来应对，来补救，此时当务之急是不能进一步刺激到安禄山。但这也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事到如今，安禄山自己是看很清楚的，就算唐玄宗本人目前还不会出手对付他，面对蠢蠢欲动的朝廷，他也已经是箭在弦上，真的到了不得不发的时候，这就是他仅有的机会了。讽刺的是，安禄山发动叛变才一年身体就因糖尿病晚期而迅速崩溃，因此就算他打算继续养精蓄锐，并且和朝廷相安无事，其实也是没法把野心延续到唐玄宗一朝结束的。但他若是不出兵，将来便出不了兵了，那也算是悬崖勒马。这样看来，可以说是天不佑大唐。
所以悲剧的导火索就在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的理智存在判定误差，老皇帝确信安禄山造反是没有胜算的，因此作为被宠幸的边将，安禄山理当看得清局势，不会做出愚蠢的举动。唐玄宗认为安禄山会审时度势，对他的顾虑也就越来越小，给予安禄山的信任则逐渐变得无可附加。可是事实是安禄山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自知。在安禄山眼中，自己反唐是有一定胜算的，而且作为曾经一无所有的亡命之徒，他在找不到其它出路的情况下，也不在乎为自己赌一把。安禄山认为大唐帝国兵力布置外重内轻，且自己掌握大唐两大精锐之一，只要趁着中原兵力空虚之际以闪电战攻陷首都，自己就能赶在其他节度使勤王以前瓦解大唐帝国。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实都清楚安禄山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别的不说，即便是攻占长安，也是在一连串对安禄山有利的偶然变数中才得以实现的，而且这几乎就是安禄山的极限了，然而就算首都陷落那也远达不到摧毁大唐帝国的程度。反过来说唐玄宗对局势的判断确实是相对正确的，安禄山的底牌实在有限，事实证明安禄山起兵仅半年后便陷入到了包括郭子仪和李光弼在内的多个节度使勤王军以及颜真卿领导的大量民间反抗军的合力围剿之中，并且后备力量的差距也在此消彼长之中越拉越大，叛军形势很是危急，如果不是潼关一役作了大死的话，安禄山很快就将退守范阳大本营，走向穷途末路。也正是因为唐玄宗可以预见到这一点，所以他断定安禄山不敢在没胜算的情况下狗急跳墙自寻死路。但是他对安禄山本人的判断却又是错误的，安禄山并没有遵循唐玄宗的如意算盘，他真的就狗急跳墙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唐玄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随着安史之乱的全面爆发，责任也就理所当然的挂到了之前死活不肯相信安禄山会起兵的唐玄宗头上，四十多年太平天子可谓是晚节不保。脸都快被拍肿了的唐玄宗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气急败坏之下终于从装糊涂变成了真糊涂，一下子丧失了对边将的所有信任。然而矛盾之处就在于你再怎么不信任边将，终究还不是给靠他们来消灭安禄山嘛。所以唐玄宗又不得不到处调兵遣将，争取尽快剿灭叛军，因为唐玄宗也承受不起自己的政治失误所带来的责任，要知道他身边有无数人等着他犯错然后名声扫地最后下台。
唐玄宗首先临时设置了两道所谓的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出师于王忠嗣的卫尉卿张介然负责。设防地点位于开封附近作为交通要道的陈留。然而就如同我前面提到的，唐朝此时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由于事发突然，张介然根本没有军队可供使用，他只能临时征用陈留的市井子弟来应急。然而汉人的传统疆域已经在大唐的光辉下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老百姓祖孙三代都没经历过战乱，只知道杀鸡宰羊。所以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安禄山精锐的十五万大军，陈留防线一触即溃。
第一道防线卵用没有，第二道防线又怎样呢？第二道防线在位于黄河附近的荥阳，这里地势复杂且也是交通要道，负责指挥的是荥阳的郡太守崔无诐。然而他也无兵可用，同样只能靠老百姓组成临时军队，战斗力可以参考陈留，甚至还要惨。面对安禄山凶神恶煞的十五万铁骑，临时由百姓组成的守军乃是“乘城自坠如雨”，不少人直接吓得从城楼上掉了下去的这段典故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这防线同样是卵用没有。
前两道防线形同虚设，其实是个人心里都会有数，安禄山率领的是长期在北方作战的精锐之师，而途经的都是完全不设防的普通居民区，没有重兵把守的话单靠地形和百姓就想阻挡安禄山那完全是痴心妄想。所以唐玄宗设置这两道防线，其真实意图是为真正有所期待的第三道防线争取时间。而第三道防线的负责人就是声名显赫的封常清，防御地点不在别处，就在东都洛阳。封常清此前向唐玄宗保证自己要在十天内取下安禄山首级，然后便自信满满的前往东都洛阳征兵，其实和前两个防线一样，当时安禄山起兵没多久，封常清同样是没有军队在中原，只能靠组建一支“人民子弟兵”来应急。但不得不说唐朝在老百姓心中占据着前所未有的地位，城中无数壮丁应征入伍，仅仅数天时间，封常清就招募到了近十万的人民子弟兵，并且洛阳城里也有条不紊的开始构筑各种防御工事。
然而封常清很快意识到自己向唐玄宗夸下海口了，因为前线溃败的速度实在太快，自己根本来不及训练这支由市井子弟拼凑的临时军，很快战火就烧到了洛阳城，而封常清手下多是乌合之众。可封常清毕竟是帝国名将，在他的指挥下，就算是没有任何战斗素质的普通百姓，也击退了率先抵达的叛军先锋部队。但是待安禄山的主力抵达后，战况便急转直下。封常清这边由于战斗力差距实在太过悬殊，所以是且战且退，边退边战。从城外打到外城门，再从外城打到内城，最后打到了宫中。这样殊死搏斗了一周后，东都陷落大半，封常清不得不彻底放弃洛阳率领残余部队逃往陕州。
就在陕州，封常清遇到了率大军前来增援的老上司，同时也是曾在中亚耀武扬威最后不小心阴沟里翻了船的高仙芝。两人根据目前的形势，一致作出决定，放弃其它城池，直接撤退到作为首都最后也是最强防线的潼关。一切以保住长安为最高优先级。这是非常正确的判断，封常清手下虽然是没有战斗经验的人民子弟兵，但是此时高仙芝率领的却是由第一波赶来的勤王部队和唐玄宗自己拉出的中央军组成的正规军，和封常清合并后共计约二十万兵力。而潼关地势险要的程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这二十万大军把守，即便军队素质上和安禄山的精锐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凭借着潼关的地形优势，加上两员大将坐镇指挥，可以说是万无一失的防线。安禄山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面对着近在眼前的首都长安，却再也无法前进分毫。
然而唐玄宗却沉不住气了，首先是自己的如意算盘似乎又一次落空了，安禄山起兵前，唐玄宗还仗着自己坐拥盛世，觉得安禄山起兵乃是逆天而行，百姓一定会积极反抗。然而北方官僚早就被安禄山给渗透了，以至于安禄山一到，还没等老百姓反应过来地方官员直接就开门投降了，叛军一路上并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就攻占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直到安禄山脱离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后，有效的抵抗才开始陆续出现。唐玄宗对此失望至极，埋怨道：“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义士邪？”其实也不是说唐玄宗长期以来对老百姓的期待落空了，只是面对安禄山的虎狼之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无法正面与之抗衡，但是等到叛军继续出发后，百姓对叛军的反抗也就陆续开始出现了。所以说来自人民的力量也许会迟到，但是并不会缺席。不久后人民反抗势力便会在安禄山的占领区内遍地开花，渐成燎原之势。他们的盟主就是大名鼎鼎的颜真卿，当然这些都是安禄山起兵半年以后的后话了。
此时此刻唐玄宗收到的只有坏消息。原本布置防线去拖延时间，又派出封常清和高仙芝，大张旗鼓的去迎战，为的是保住东都洛阳，可现在两人直接放弃洛阳撤退到首都门口去死守潼关了，这个时候想要再去冲击洛阳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是没指望了。唐玄宗是无法承受丢掉东都的责任的，更无法接受这两员大将的“消极应战”。况且洛阳失守，意味着失去了来自大运河的物资供应，这无论对上百万人的长安或是几千万人的中原都是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因此当下他急需寻找替罪羊来承担失去洛阳乃至战火烧到家门口的巨大责任。就在这时，负责监军的宦官边令诚因为被高仙芝和封常清得罪而跑去跟唐玄宗汇报，诬告两人盗用军粮动摇军心。唐玄宗如意算盘早就碎了一地了，正愁着没有人来背锅，于是立刻以此为罪名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把责任都推给了他们。唐玄宗已经被自己的情感所蒙蔽，生怕权威下降政权不稳，因此几乎失去了理智，老皇帝此时此刻的昏聩...大家用心去感受。（望天长叹）
高仙芝和封常清两位忠贞不二的名将竟落得这般下场，着实令人痛心。但是说的难听些，当时他们简直就是气疯了的唐玄宗的出气筒和背锅侠，撞在了枪口上，在这非常时期打不了胜仗还想把持救命用的军队？在唐玄宗这种极其强烈的负面情绪（尤其是对边将前所未有的不信任）支配下他们根本没有活路。但唐玄宗的操作秀到这里还没完呐，而后他更是气急攻心，在杨国忠的怂恿下又逼迫老将哥舒翰主动出关作战。这同样也是一波令人窒息的微操，因为潼关被高仙芝和封常清封锁数月至今，原本对大唐非常有利，甚至可以说是胜券在握的战局就在这时发生了反复。此时唐玄宗一方面看谁都觉得这家伙说不定也是个疯子，因而充满了猜忌之心；另一方面他又想靠夺回东都洛阳来摆脱自己的政治失误所犯下的历史骂名，然后重新从叛军手上取回大运河的控制权，缓解中原被半封锁后日益紧张的物资供应压力，减小叛乱造成的损失。唐玄宗很快就为自己的意气用事付出了代价。首先是这二十万勤王大军中了埋伏全军覆没。紧接着潼关失守，主帅哥舒翰被俘，最后就连首都长安也跟着沦陷了。郭子仪的朔方军等各大平叛部队半年来在北方所取得的战果以及叛军占领区内的民间反抗势力所做的种种努力都因此而前功尽弃。于是乎原本已经开始从内部动摇的叛乱也就彻底失控了。这些虽然是安禄山叛唐前无法掌控的偶然变数，但是毫无疑问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他不仅借此扭转了颓势，还迅速扩大了胜利成果，对面的唐玄宗则因此名誉扫地。
事到如今，古稀之年的老皇帝再也无法承担最高统帅的责任。这个执政四十多年的盛世君主如今只给被迫抛弃首都数以百万计的百姓落荒而逃。此时成了孤家寡人的唐玄宗仿佛大梦初醒，终于冷静下来重新变得清醒。杨国忠在撤出长安前曾请示唐玄宗批准焚毁国库所有金银珠宝，但是唐玄宗却以叛军不能获利于国库必定取偿于百姓为由，否决了杨国忠的建议，并且还将国库封存好以便叛军接收。表面上看是唐玄宗装模作样妇人之仁，然而由安禄山领导的叛军将领们可不是什么知足的良犬，而是就像安禄山本人一样是喂不饱的恶狼，得到国库就会放过百姓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唐玄宗把金银珠宝交给叛军，实际上有寄希望于金银珠宝这类难以分赃均匀的东西能激化叛军将领彼此间，以及下属上级之间的矛盾的打算。并且绝大多数投身叛变的兵士，尤其是安禄山雇佣的少数部落士兵，多是为了求得一笔横财。他们得到了国库的宝物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便失去了战斗的动力，果然顾不上去拦截唐玄宗了。这不仅为唐玄宗出逃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也为帝国重振旗鼓以便二次反击求得一丝喘息之机。可见唐玄宗在负面情绪的支配下把一手好牌打烂以至于自食其果后，走到这一步终于是恢复了神智，但为时已晚，他终究还是难逃众叛亲离的下场，以至于连杨贵妃的性命也保不住了。当太子也趁乱称帝后，唐玄宗唯一能将功补过的也就只有干干脆脆的让位于太子，毫无保留的移交一切权力，以避免内耗了。
关于让位一词，我打算写的清楚一点，太子李亨是趁着唐玄宗权威下降和一发不可收拾的叛乱而趁机称帝的，但这和发动兵变直截了当的抢班夺权还不太一样，此时实际上是有两个皇帝并存，而究竟是拥护老皇帝的合法性还是转而投靠新皇帝，这毫无疑问会引发唐帝国内部的势力分化，况且自己此时几乎已经身败名裂，而不少武将为了成为拥立功臣便大力支持太子主动登上皇位，在这种大背景下，唐玄宗虽然颇为无奈，但还是立刻作出了顺势让位给儿子，迅速将一切职务和权力以及传国玉玺等重要物件转移至唐肃宗手中的决定。这种直截了当不拖泥带水的交接很好的完成了权力的临时更替，避免了陷入空前混乱的帝国内部进一步发生分裂的可能。而唐玄宗自己也因此争取到了相对较好的舆论环境，为日后的太上皇生活添置了有限的一点砝码。但是不管怎么说，李亨当了二十多年的苦逼太子，期间没少受武惠妃李林甫等宠妃权臣的欺负，唐玄宗对他又是各种敲打，如今唐玄宗自己成了没有任何实权的太上皇后下场究竟如何其实是很难说的，后来我们也都知道唐玄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舒坦，尤其是被迫搬进太极宫后，左膀右臂都被清理出去的唐玄宗完全是形似监禁了。但是即便遇见得到未来悲惨的境遇，唐玄宗还是可以非常干脆的配合自己的儿子交出权力以避免内耗，相比自己父亲唐睿宗当初传位后还继续把持着三品以上官员任免权等各种重要特权，算是一个相对英明果断的决定吧。这大概也就是这个五十年（44年皇帝加上6年太上皇）太平天子能为大唐做得最后一件好事了。
在安史之乱平定前一年，唐肃宗强迫唐玄宗搬入冷清破旧的太极宫，并将他身边的亲信如高力士等人全部撤走，至此唐玄宗彻彻底底的消失在了世人的眼中。被囚禁于深宫，失去了全部的依靠，太上皇在万念俱灰之下其身体素质也就跟着迅速恶化。人在大限将至前通常都会回首往事并总结自己的一生，于是唐玄宗便留下了一篇《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
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从当初那个曾引起武则天极大注意的临淄王开始，到后来被迫成为空有其名的太上皇为止，唐玄宗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也曾操纵过无数能人，他们看似大权独揽，其实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唐玄宗的傀儡而已，伴着唐玄宗所编的“霓裳羽衣曲”跳着顺从唐玄宗心思的舞，待他们的价值被耗尽后，皇帝便果断将其抛弃，毫无挣扎的余地。这位技艺娴熟的“傀儡师”就这样牵引了无数人的命运，把他们像玩偶一般随心所欲的玩弄着。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晚年的唐玄宗为了不沦为像他父亲一样的太上皇，费尽心机去稳固权力，可惜最后机关算尽，依旧是难逃此劫。安禄山把这出傀儡戏打了个人仰马翻，彻底毁灭了唐玄宗制定了几十年的“游戏规则”，同时也葬送了他引以为傲的太平盛世。如今唐玄宗自己也迎来了谢幕的时刻。死到临头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就像是那木头雕刻成的牵线人偶，皮肤粗糙如同鸡皮，头发斑白如同鹤羽。虽然看起来惟妙惟肖在台前风生水起好不威风。然而伴随着政治生涯的落幕…
第六章 名将之死
名将之死共分上中下三篇，分别讲述当时大唐军界最耀眼的三颗将星——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他们的人生大开大合，几度沉浮，最终却都以悲剧退场，常使人不由得扼腕叹息，并且他们的生死荣辱都与安史之乱导致盛唐的急剧衰落有着直接关系。仅以此来祭奠为扑灭安史之乱这场骇世浩劫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大唐忠义们吧。
在安史之乱结束近半个世纪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写下了一首长诗——《长恨歌》，在有关唐玄宗与杨玉环爱情的诗中，这首是最有名的。写下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三十五岁，也就是说，他没有亲身经历过安史之乱。他出生时，当朝皇帝、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李豫已经做了十年皇帝，天下初定，只是藩镇割据仍在继续，边疆烽烟不断，人们似乎都已知晓，大唐再也回不到鼎盛的局面。
安史之乱将唐朝一分为二，“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而今昔日的国容已经变成了残砖剩瓦和哀鸿遍野，斗鸡走犬过一生的“五陵轻薄儿”（出自王安石《凤凰山》：
欢乐欲与少年期，人生百年常苦迟。白头富贵何所用，气力但为忧勤衰。
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
只愿做长安街头的一个无赖公子哥儿，生长在开元天宝等太平年代。闲来跟玩玩斗鸡骑骑马儿，就这样安乐过一辈子，外面天地国家的兴亡跟我全然没有关系。形容希望过着放荡安逸的日子，而不想被俗务所牵累。）也惨遭外族的掠夺。皇帝流落山野，贵妃死于非命，两京全都陷落，以前的万国来朝好似梦幻，而如今只是一场噩梦。现在，梦幻没了，噩梦也没了，但人们却始终忘不了，至少对那场瑰丽的梦，仍在苦苦寻觅着...
安禄山刚刚起兵反叛之时，尽管朝野上下都为之震骇，却还是没有人料到局势会恶化到后来那种地步，也没有人料到官军在叛军面前会那样不堪一击、一溃千里，更没有料到当时大唐军界三位扛把子轮番上阵——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竟然没有一个能够阻遏叛军的兵锋！
尤其让忠于大唐的臣民们扼腕愤恨的是，这三个曾经叱咤风云、威震朝野的一代名将，最终竟然都不是死在御敌的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谗言下……
高仙芝，高丽人，将门之后，从小随父至安西，稍长因父荫被授予游击将军。史书形容高仙芝“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二十出头便因军功被提拔为将军，“与父同班秩”（《旧唐书·高仙芝传》），在军中传为一时佳话。
高仙芝曾先后在安西军事长官田仁琬、盖嘉运麾下效力，但一直没得到重用，直到夫蒙灵詧出任安西节度使，才对高仙芝的才华欣赏有加，屡屡对他进行提拔。到了开元末年，高仙芝已官居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兼节度副使。
此时的高仙芝虽然已经是安西唐军的二把手，但还称不上是名将。真正让他扬威西域、名动朝野的，当属千里奔袭小勃律的战役。
小勃律国位于吐蕃西北，大约在今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一带，介于吐蕃、中亚与安西四镇之间，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从武周时代以来，这里便是大唐与吐蕃反复争夺的焦点。小勃律原本亲附唐朝，因而屡屡受到吐蕃的攻击。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吐蕃再次出兵小勃律，迫使其投降，并将一个吐蕃公主嫁给了小勃律国王，从而牢牢控制了这个战略要地，同时也切断了中亚二十几个小国与唐朝的联系，大有称霸中亚之势。
毫无疑问，大唐帝国要想夺回对中亚的控制权，首先就必须夺回小勃律。
然而，从田仁琬到盖嘉运，再到夫蒙灵詧，连续三任的安西军事长官都曾经出兵征讨小勃律，但每次都无功而返，玄宗对此十分不满。天宝六年（公元 747 年），夫蒙灵詧向玄宗推荐了高仙芝。玄宗立刻下诏，任命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一万骑兵远征小勃律。
天宝六年四月，高仙芝率部从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镇，今新疆库车县）出发，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向西南行进，经拔焕城、握瑟德、疏勒，越过葱岭（帕米尔高原）、播密川，最后抵达特勒满川，进逼吐蕃人控制的军事要塞连云堡（克什米尔西北），整个行军过程耗时三个多月。
连云堡是通往小勃律的必经之地，有吐蕃驻军一千余人，另外在城堡南部十五里处还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吐蕃军营，驻兵八九千人。也就是说，吐蕃在连云堡一带的守军共约一万人，与高仙芝的兵力大体相当。吐蕃军队依险而守，以逸待劳，而唐军刚刚经过一百多天的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局面显然对唐军极为不利。不过，唐军也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吐蕃军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唐军会奔袭千里，从天而降，所以唐军可以抓住先机，打吐蕃一个措手不及。
高仙芝兵分三路，于七月十三日拂晓会师于连云堡外。当地有一条河叫婆勒川，其时正逢涨水，唐军难以涉渡。高仙芝一边派人寻找河中水浅处，一边下令所有将士每人携带三日口粮，轻装上阵，准备强行渡河。将士们看着哗哗流淌的河水，都说高仙芝疯了。
暂且不说在没有船只的情况下怎么过河，就算勉强能过，万一连云堡的敌军察觉，打唐军一个半渡，这一万人马岂不是要全部扔到河里喂鱼？！
可军令如山，众将士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跟高仙芝走。
令将士们喜出望外的是，沿着河岸走了不远，果然找到了一处水浅可渡的地方，结果人不湿旗，马不湿鞍，一万人马全都安全渡过婆勒川。高仙芝大笑道：“倘若敌人趁我们半渡时发动袭击，我军必败无疑。可现在我军既已安全渡河，并集结成战斗队形，连云堡就是老天爷送给咱们的礼物了！”
随后，高仙芝下令全军对连云堡及南部军营同时发起强攻。面对唐军的突然袭击，吐蕃守军大为惊骇，但仍然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如蝗箭矢和巨石檑木纷纷而下，给仰攻的唐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正面进攻受阻，高仙芝立刻召来军中骁将李嗣业，命他率领一支陌刀敢死队，绕开正面之敌，从后山悬崖攀登上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李嗣业临行前，高仙芝给他下了死命令，要他必须在中午之前解决战斗。
所谓陌刀，就是两面开刃的长柄大刀，是唐军野战步兵的重要武器，既可以砍人，也可以劈马，列阵时“如墙而进”，在近身肉搏中具有极为可怕的攻击力。高仙芝麾下的这支陌刀队，是安西唐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个个训练有素，勇悍过人；尤其是这个李嗣业，更是安西唐军中著名的善使陌刀的猛将。
正是由于陌刀队超强的战斗力，高仙芝才会在这个关键时刻将其投入战斗。
李嗣业受命后，手执战旗，率陌刀队从险峻之地攀上山岭，突然出现在吐蕃守军的后侧。与此同时，高仙芝亲率大军再度实施正面强攻。吐蕃人腹背受敌，加上李嗣业的陌刀队从背后杀了上来，他们已经无险可守，军心顿时涣散。唐军则越战越勇，从辰时（早晨七点）至巳时（十一点）左右，共歼灭吐蕃守军五千多，俘敌一千余人，吐蕃余众纷纷逃散。
此战唐军大获全胜，不仅顺利攻克连云堡，而且缴获了一千多匹战马和不可胜数的军资器械。
高仙芝的远征军虽然初战告捷，但是也等于向吐蕃人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和作战意图。如果要完成既定的战略目标——征服小勃律，这支唐军势必要在敌人已经察觉的情况下，在吐蕃人的势力范围内孤军深入，其面临的危险是不言自明的。
军中将士开始生出畏难情绪。尤其是玄宗派来的监军宦官边令诚，更是越想越怕，说什么也不敢再前进半步。可高仙芝是不会退缩的。不征服小勃律，他绝不会鸣金收兵。
这就是普通将领和名将的差别。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将，不仅在于他能够战胜强敌，更在于他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就像有个哲人曾经说过的那样：“勇气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即使害怕也要去做。”
高仙芝并非不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也并非不感到害怕，而是他知道——成功就是在别人选择放弃的时候，你选择坚持！
高仙芝没有强迫边令诚，而是让他和三千名伤病羸弱的士兵留守连云堡，自己则亲率六千余人继续向小勃律挺进。三日后，唐军进抵帕米尔高原的坦驹岭（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西北）。这里山峦高耸，崎岖险峻，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将士们在艰难的行军过程中不断发出抱怨。而且，就在坦驹岭前方四十里处，还有一座名叫阿弩越的胡人城堡，也是亲附吐蕃的。将士们在疲惫和畏难情绪的影响下，内心的不满终于达到顶点，于是一个个驻足不前，并纷纷质问高仙芝：“大帅这是要带我们去哪？您瞧瞧这路是人走的吗？！”
面对愤怒的士兵，高仙芝镇定自若地说：“前面就是阿弩越城，我估计他们听到我军到来的消息，必定会开门投降，你们不必担忧。”
高仙芝话音刚落，就有哨探来报，说有二十余名身着胡服的骑手，从阿弩越城方向过来了。片刻后，胡骑被带到高仙芝面前，对着高仙芝和在场的将士说：“听说大唐军队前来，阿弩越城主特地派我等前来迎接将军，并且砍断了婆夷河（印度河上游支流）上的藤桥，准备跟吐蕃人断交。”
众将士闻言，顿时转忧为喜，刚才的满腹牢骚全都一扫而光。高仙芝笑了，下令全军立刻翻越坦驹岭，向阿弩越城进发。
其实，这是高仙芝演的一出戏。
所谓的阿弩越城主欢迎唐军、与吐蕃断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这二十余名胡骑并非阿弩越人，而是高仙芝命人假扮的。他料定一路走到这里，将士们的忍耐力肯定会达到极限，而小勃律已经近在咫尺，高仙芝绝不允许自己功亏一篑，所以才暗中安排了这一幕，以便给大家打一针强心剂。
这个善意的谎言当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可问题是，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吗？万一他们闭门拒守，高仙芝的谎言被戳穿，他在军中的威信岂不是要彻底扫地？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高仙芝别无选择。
他只能赌——赌阿弩越人真的会投降。
命运之神最后还是站在了高仙芝这边。三日后，当唐军千辛万苦翻越坦驹岭，最后出现在阿弩越城下的时候，果然看见了列队迎接他们的阿弩越人，还有一个朝他们全然洞开的城门。
高仙芝让将士们在阿弩越城休整了一天，次日便命部将席元庆为前锋，率一千人向小勃律火速推进，并向小勃律国王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占领你的城池，也不破坏你们的桥梁，只是要借个道，目标是大勃律国。”
小勃律国王当然不会轻易被高仙芝忽悠，可他又没有实力阻挡唐军，无奈之下，只好带着王后（吐蕃公主）和臣民们逃离王城，躲进了山区，准备在此等待吐蕃援军。
小勃律人的反应不出高仙芝所料。席元庆临行前，高仙芝就曾对他面授机宜：“小勃律听说大唐兵至，其君臣百姓必定会躲进山谷，你要展开宣传攻势，呼吁小勃律臣民走出山谷，只要投降，就赏赐绸缎，并说明这是大唐皇帝的敕令，至于那些亲附吐蕃的大臣，你必须把他们逮捕关押，听候我的处置。”
席元庆依计而行。小勃律的多数臣民随即投降了唐军，国王和王后则逃进了深山的石窟中。高仙芝抵达后，将几名亲附吐蕃的大臣斩首示众，然后派兵封锁山区。与此同时，高仙芝还派人毁坏了小勃律与吐蕃之间的唯一通道——位于婆夷水上的一座藤桥。
数日后，当一支吐蕃援军马不停蹄地赶到婆夷河岸时，藤桥早已不复存在，吐蕃人只能望着湍急的河水干瞪眼。婆夷河面的宽度大约与一支箭的射程相当，吐蕃人随即拼命抢修这条桥梁，但是桥梁修成之后，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吐蕃人既已鞭长莫及，小勃律就彻底落入高仙芝的掌心了。
经过十多天的地毯式搜索，唐军终于在一处隐蔽的山洞中抓获了小勃律国王和王后。至此，亲附吐蕃的小勃律政权终于覆灭。高仙芝扶植了一个亲唐的新政府，彻底控制了小勃律，达成了此役的战略目标，圆满完全了玄宗交给他的使命。
此次长途奔袭小勃律，虽然战役规模不大，但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此役重新打通了唐朝与中亚诸国的联络通道，使大唐帝国重新获得了中亚的控制权，也极大地打击了吐蕃的扩张野心。
此役的胜利，确立了高仙芝作为大唐名将的地位。
天宝六年八月，高仙芝押着小勃律国王和王后班师回朝。得胜归来的高仙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行至播密川时，便派快马先行入朝，直接向唐玄宗呈上了捷报。
如果高仙芝是安西唐军的一把手，这么做当然没什么不妥。可问题是，他还有一个顶头上司夫蒙灵詧。高仙芝越过上司直接向皇帝奏捷，显然没把夫蒙灵詧放在眼里。
夫蒙灵詧为此暴跳如雷。
高仙芝回来后，夫蒙灵詧不仅没有半句表扬的话，反而指着他的鼻子一通臭骂：“啖狗粪高丽奴！汝官皆因谁得，而不待我处分，擅奏捷书？高丽奴！汝罪当斩，但以汝新有功不忍耳！”（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载）
你这个吃狗屎的高丽奴才！你的官位都是谁给你的，竟然不等我处置，就擅自奏捷？！该死的高丽奴，论罪当把你斩首，只是看在你新立大功的份上，不忍心杀你罢了！面对这个满口污言秽语、近乎丧失理智的顶头上司，高仙芝无言以对，只好伏地叩首，不停地谢罪。
然而，此时的高仙芝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仙芝了。无论夫蒙灵詧如何怒发冲冠、妒火中烧，也终究遏制不住高仙芝业已崭露的锋芒。换句话说，此刻的高仙芝已经在玄宗心目中获得了比夫蒙灵詧更高的地位。除了玄宗对高仙芝的赏识，还有一个人也在关键时刻帮了高仙芝。他就是此次远征小勃律的监军宦官边令诚。尽管边令诚到了连云堡就畏缩不前了，在这场奔袭战中几乎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他自己看来，此役的胜利也有他一份功劳。如今夫蒙灵詧打压高仙芝，就等于把他也给打压了，所以边令诚立刻向玄宗呈上密奏，声称高仙芝深入敌国万里，为国家建立奇功，眼下却受到夫蒙灵詧的排挤，终日惶惶不安，实在是冤枉。
众所周知，自从开元中后期开始，玄宗就日益变得好大喜功，对于那些能够扬威异域、建立边功的将领，玄宗从来都是青睐有加、关怀备至的。而今高仙芝把前面三任节度使没有啃下的硬骨头啃下来了，玄宗自然是对他另眼相看。接到高仙芝的捷报后，玄宗正寻思着怎么犒赏他，现在突然接到边令诚替高仙芝喊冤的奏疏，玄宗当然对夫蒙灵詧大为不满。
随后，玄宗立即颁下一道诏书，征召夫蒙灵詧回朝，同时提拔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兼摄鸿胪卿和御史中丞，彻底取代了夫蒙灵詧。
高仙芝征服小勃律之后，吐蕃极为不甘，遂指使位于印度北部的朅师国进攻小勃律，切断了小勃律的运输通道。玄宗得到战报，马上把平定朅师国的任务交给了高仙芝。
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二月，高仙芝出兵，成功击破朅师国，俘虏其国王勃特没，另立其兄素迦为新国王，将朅师国师置于大唐的控制之下。
至此，高仙芝的声名已经威震中亚。
与此同时，他身上固有的缺点也开始逐渐暴露。随着功名的日益显赫，高仙芝内心的杀戮欲和占有欲也日渐膨胀。位于中亚锡尔河流域的石国，就在这时不幸成为高仙芝欲望的牺牲品。由于大唐帝国在中亚的势力日渐强大，石国有心依附，请求与大唐签署和平条约。签约仪式上，宾主双方都很愉快。可石国使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石国已经成了高仙芝眼中待宰的羔羊;而这纸所谓的和平条约，也无异于一张温情脉脉的死亡通知书。
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十二月，高仙芝悍然撕毁和约，亲自带兵入侵石国。此时的石国君臣依然沉浸于和平幻梦中，根本没有防备，加上军事实力本来就弱，短短几天就被高仙芝攻破了。
高仙芝占领石国后，不仅将国王、大臣、士兵和所有青壮年全部俘虏，而且还干了两件十分令人诟病的事情：一是屠城，二是劫掠。
石国灭亡后，一位王子侥幸逃脱，随后奔走于中亚各国，控诉高仙芝的暴行，说他“欺诱贪暴”。中亚诸国遂迅速缔结成反唐联合战线，并遣使向黑衣大食(阿拉伯)求助，准备借助黑衣大食的力量，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很快得知了中亚诸国的反唐计划，他决定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黑衣大食。天宝十年四月，高仙芝集结了安西四镇的两万精锐，同时征调了西域拔汗那国和葛逻禄部落的藩兵，组建了一支胡汉混合兵团，共计六万人。同月，高仙芝与部将李嗣业、段秀实等人，率部从安西出发，越过葱岭和大沙漠，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同年七月进抵中亚古城怛罗斯。
高仙芝的远征军逼近怛罗斯之时，阿拉伯人就接到了情报。黑衣大食驻巴士拉的东方总督艾布·***立即下令，命部将塞义德率数千人进驻怛罗斯加强防守。等到唐军兵临怛罗斯城下，先机已失，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落入阿拉伯人手中。
东亚与西亚最强大的两个帝国，在这里发出了最强烈的碰撞。然而，就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当口，唐军的阵脚突然一片大乱，葛逻禄部落倒戈了。这也在顷刻间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最终，两万汉人将士几乎全军覆没，只有高仙芝、李嗣业等几名主将逃离了战场。
两年之后，安史之乱就爆发了。通过对外战争成长为一代名将的高仙芝，不仅在这场内乱中毁掉了一世英名，而且还枉死在了大唐天子李隆基的斩决令下。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安禄山于范阳起兵的第12天，唐玄宗匆匆返回长安，用大约十天时间完成了战略部署：河东方面，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程千里为潞州长史，三人协同防御，防备叛军西进。河南方面，一共设置三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13郡组建第一道防线;封常清在洛阳就地募兵六万人，构成第二道防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镇守陕郡，作为第三道防线。
在玄宗看来，这个防御计划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叛军，也足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可是，玄宗错了。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从灵昌渡口渡河南下，当天攻陷灵昌郡。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八日，安禄山挥师西进，迅速攻陷荥阳，兵锋直指东都。封常清率部进驻虎牢关，准备据险而守。可他六万人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官军一战即溃，虎牢关旋即失守。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十二日，叛军进入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封常清退至陕郡，向高仙芝奏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
按照朝廷既定的作战计划，高仙芝应该自陕郡东进，主动迎击叛军。但是面对封常清的奏报，高仙芝意识到，如果按原计划继续东进，唯一的结果只能是羊入虎口，白寻死路!所以，封常清的建议是正确的，只有暂时避敌锋芒，退保潼关，才能在确保京师无虞的情况下与叛军打持久战。
由于军情危急，高仙芝来不及向朝廷奏报，当即率部向潼关方向撤退。他们前脚刚刚出了陕郡西门，叛军后脚就杀到了。官军猝不及防，被叛军打得狼狈不堪，人人争相逃命。
高仙芝和封常清带着残部仓皇退入潼关，旋即命人抢修防御工事。等到叛军前锋进抵潼关时，发现官军已经严阵以待，方才悻悻退去。
然而，就在高仙芝进入潼关的那一刻，帐下监军宦官边令诚已悄悄离开潼关，向长安狂奔而去。见到玄宗后，他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
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实属罪无可赦，命边令诚立刻前往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就地斩首!
其实，从安禄山悍然发动叛乱的那一刻起，高仙芝的悲剧就已经注定。因为，在盛世迷梦中浸淫日久的玄宗君臣和帝国军民，根本不具备丝毫的抗风险和抗挫折能力。所以，当盛世的美丽面纱被安禄山剥落殆尽，乍然露出苍白虚胖、萎靡孱弱的真实面目时，当歌舞升平、繁华富庶的太平图景被生灵涂炭、山河破碎的惨象彻底取代时，惊骇万分、恼羞成怒的唐玄宗必然要抓几个人来背这口既难堪又沉重的历史黑锅。
换言之，总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总有人要为帝国的不幸买单!天宝十四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潼关上空乌云漫卷，朔风怒吼。数万唐军将士被召集到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