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兵到两杠四星》免费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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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一百多年前，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未选择的路》中描述了难以揣测的人生。
——代题记
在广阔富饶的鲁西北平原中部、滔滔黄河之北，屹立着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历史名城山东省禹城市。她就是蜚声中外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禹治水”重地、仪狄酿酒之乡，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美丽的故乡，孕育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流传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神奇故事。“大禹治水”就是其中之一。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当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百姓不堪其苦。于是尧帝下令，任命共工治理水患。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卑”，治水二十作年无功。尧帝不得已，改派鲧治水。鲧采用“围堰作城”的办法，治水九年无功，被诛。尧帝90岁，舜摄政元年，新任命了大禹治水。大禹受命之后，不慌不忙，首先展开了山川、地理、水情、水文、天文、人事等的详细调查，并且率领众人，在经过现禹城境内的时候，看上了一处座落在高丘上的古城堡群“高阳城”，决定将这里作为临时指挥部。此地也就是后人所称的“禹息故城、高唐城”。在这里，经过一系列会商、决策，大禹率领众人开始了对现海河流域及泰沂山脉北边沿的调查及整理行动，七年始成功。第一阶段完成后，大禹率众人出高阳城西行，一路检查高地、堤堰、沟河修筑状况，来到孟门（今河南省孟津）挖掘阻水淤堤。淤堤乘水势骤崩，囤积在中原西部的洪水顺势而下，沿孟津、武陟、新乡、滑县、浚县、濮阳一线流入尚是水湾的海河流域，随即东入渤海。对此，《吕氏春秋》记载当时的水势状况“河出孟门，大溢横流，无有丘陵、沃、衍、高埠，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乾东土，活者千八百国。”
孟门决堤后，大禹又率众人沿水泊南岸东进，一面修整堤堰、河道，使西水东流、南水北流、防止北水南侵；一面安置族民落户屯田、兴农。在回到高阳城之后，此时大水已过去，中原、西部、淮河流域大片土地露出水面，显现出息土良田。大禹以高阳城为中心，号召族民展开了大规模的制陶、养蚕、纺织、编织、耕种、渔猎、造船车、建房屋等活动。一年后，尧帝去世，舜帝继位。大禹奉舜帝命，带皋陶离开高阳城回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县）。此时的高阳城区域，已成为土地肥沃、人杰地灵的富饶之地。
大禹离去之后，为了纪念他的功德，高阳城便改名叫“禹息故城”，隶属兖州。夏代，有穷氏族在故城区域居住；商代，薄姑族在此居住。西周时，先属祝国，后称高唐邑，属卫国。春秋时属齐国。秦时设高唐县，属济北郡。汉初改设高唐县，属平原郡。西晋时八王争战，城毁县废。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在原址复建县城。北齐天宝七年（公元556年）迁县于今高唐县城，一年后旧县址毁于一场火灾中，从此成为一片废墟。唐天宝元年改祝阿县为禹城县以袭其名。唐乾元二年，禹城县衙由阿阳城（现火车站西南200米阳城子村）迁址李善人村，仿春秋时古城貌建禹城县城。正阳门取名“禹迹”，西门取名“鬲津”，以示故城的延续、纪念大禹功德。现禹城老城里便是禹城旧址。
除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在禹城，另外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就是“仪狄作酒”了。
不管大禹治水也好，仪狄作酒也罢，都透露出禹城人的自豪和骄傲！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过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先贤，涌出过一批又一批的英雄豪杰之士。故乡以他们为自豪，他们也以故乡为骄傲！
沿禹城至李屯公路往西南方向走15公里，在苇河的南岸，坐落着一个800多人口的小村庄，这就是我的故乡——山东省德州市禹城市辛寨镇梁庙村。故乡，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曾多少次梦回故乡。
我思念我的故乡，思念大地、河流、村庄，思念与土地相关的时间与生活。
每当夜深人静、思乡心切时，我都会轻轻吟唱著名女歌唱家程琳的那首《故乡情》：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有我幼年的足印。
几度山花开几度湖水平，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
他乡山也绿他乡水也清，难锁我童年一呀寸心。
故乡的土故乡的人，故乡有我一颗少年的心。
几度风雨骤几度雪飞春，以往的欢笑依然在梦中。
他乡人也亲他乡土也好，难锁我少年一呀寸心。
故乡的爱故乡的情，故乡有我青春的歌声。
几度芳草绿几度霜叶红，以往的同伴依然在梦中。
他乡也有情他乡也有爱，我却常在梦里故呀乡行。
此时此刻，好像只有这首歌才能抒发我的思乡之情。携笔从戎三十多年，家乡的一切还总那样真切。春风掠过苇河，波光粼粼，水影婆娑。河两岸堤坝上的树木已绽放新绿，蔚为壮观，嫩叶儿在风中摇曳，与碧水蓝天共成一色。苇河水自东向西日夜流淌，奔流不息，滋润着这方土地。每年麦子成熟的季节，微风吹过，麦浪滚滚，布谷声声，很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时，最吸引我的还是村北和村南那成方、成行挂满五颜六色鲜花和果实的杏树、梨树和桃树。
第一章 父亲母亲
A、我与父辈
伟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凡是为其著书立传，都离不开生他养他的父母。古人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作为一个上数几代的农家子弟，我更不能例外。
那就从我的父辈开始讲起吧！
父亲生于1934年农历10月5日，名叫梁仁成，兄弟姊妹10人。在排序上他是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其中，一个弟弟因患病后无钱医治很小就天折了。爷爷梁子安和奶奶王氏拉扯着9个子女，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被逼无奈，爷爷奶奶只好领着孩子们以讨饭为生。
爷爷的父亲名叫梁尚志，世代以农耕为生，艰辛度日。他和老奶奶生有两个儿子，即爷爷梁子安和二爷爷梁银安。由于家境贫寒，作为长子的爷爷梁子安在家守家，二爷爷梁银安只好带着二奶奶“闯关东”。他们一直走到靠近俄罗斯的黑龙江黑河，在那里安家落户，最后，客死他乡。
父亲作为一家中的长子，不但一天学没上过，而且，在富家子弟坐在学堂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七、八岁就跟着姐姐、领着弟妹四处讨饭。父亲长到14岁，就到济南族中的一个亲戚家“扛活”（用现在的话就是打工），除了能吃饱肚子外，还能有几块钱的工钱补贴家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没有成年的父亲，在那里学会了炸油条、做糕点等养家糊口之技。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亿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受尽压迫、剥削的农民分到了久违的土地和耕牛，当家做了主人。“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是翻身得解放的亿万贫苦大众的共同心声。他们立志改天换地、当家作主的热情从来没有如此高涨。在全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父亲也回到了家乡积极投身到伟大的社会变革中。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轰炸我国丹东地区，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10月25日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正当抗美援朝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1953年2月，年仅19岁的父亲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父亲作为增援的后续部队在经过简短的应急训练后，就开赴了朝鲜战场。在朝鲜，父亲和所在部队爬高山、淌冰河，饿了就吃几口炒面；渴了就吃几口雪。他们日夜兼程准时到达上级指定位置。他们顾不上一路劳累，抓紧一切时间修工事、挖战壕，人人摩拳擦掌，誓与侵略者大战一场，为祖国人民争光。
父亲所在的第68野战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参加了“金城战役”、“529高地进攻战斗”、“北汉江左岸进攻战斗”、“572高地进攻战斗”等战役战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在的团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奇袭白虎团”的英雄壮举。
那是1953年7月，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破坏朝鲜停战的罪恶行径，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金城战役。7月10日，志愿军第68军第203师第609团副排长杨育才受命组织一个化装袭击班，深入敌后，以配合主力歼灭当面之敌——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
杨育才接受任务后，迅速组织12人的侦察班，其中有两位朝鲜族同志担任联络员。为了便于袭击敌人，杨育才化装成南朝鲜军美国顾问，联络员韩淡年化装为南朝鲜军小队长，其余10人均化装为南朝鲜军士兵，头上戴着钢盔，脚蹬大头皮鞋，做好了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3日夜，天空浓云密布，一场大雨即将袭来。夜色降临以后，志愿军出敌预料，向南朝鲜军发起突然进攻。志愿军西集团在突破前沿阵地后，第一梯队各师组织的渗透迂回支队迅速向南朝鲜军纵深穿插前进。此时杨育才率侦察班，在主力部队炮火的掩护下，沿着敌人后方公路飞快前进。他们抓俘虏，得口令，巧妙地通过敌人的道道岗卡，像12支利箭，直插二青洞“白虎团”团部所在地。
敌“白虎团”团部门前停着大小30多辆汽车。首都师副师长、机甲团团长等正在开会。而指挥部外，许多人进进出出，一片忙乱。
杨育才将侦察班分为三个小组，分头扑向敌人团部的作战室、电台和警卫室。规定以袭击警卫排的第一小组先开枪为号，各处一齐开火，将敌人一网打尽。
杨育才亲率第三小组摸向作战室。作战室内灯光通明，侦察员们悄无声息地潜伏到墙边，从窗口向里望去，只见一名敌军官正气急败坏地挂电话，像是询问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几名军官神情紧张地围坐在桌旁。
恰在此时，袭击警卫排的枪声响了起来。杨育才大喊一声：“打！”侦察员包月禄对准窗口投进两枚手榴弹。随着“轰轰”两声巨响，屋里的电灯熄灭了，霎时，屋里屋外浓烟弥漫，敌团部一时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乱作一团。趁着烟雾，侦察班像从天而降的神兵冲了进去，用机枪扫射，打得敌军措手不及，四处逃窜。敌机甲团团长当场毙命。其余敌军在前有枪口、后无退路的情况下，只好纷纷投降。被俘虏的敌炮兵营长，正忙着撕扯符号领章，想蒙混过关。只有敌副师长、白虎团团长等落荒而逃。
战斗结束了。侦察员拧亮手电筒，往屋里一照，只见室内一片狼籍。战士包月禄从墙角的铁架上一把扯下“老虎旗”，兴奋地高喊着“把敌人的老虎旗拿到手了！”随即，他又轻蔑地说：“什么‘白虎团’，分明是只纸老虎嘛。”他一面将旗缚在腰上，一面说“这是个证据，免得李承晚那老小子再赖账！”
杨育才率领侦察班凭着对党的忠诚和机智勇敢，仅用了14分钟就消灭了南朝鲜军首都师团部，共生俘16人，其中军官8人，毙伤54人，击毁汽车近40辆，缴获若干弹药、电台和一面“白虎团”团旗，侦察班无一伤亡，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
战后，为表彰杨育才率侦察班歼灭南朝鲜王牌军“白虎团”的战功，1953年10月，志愿军总部为他记特等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给他颁发了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及证书。
电影《奇袭白虎团》再现了这一精彩的战斗经过，银幕上侦察兵的光辉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杨育才退休后，回到济南军区干休所休养。那时，我在山东省军区千佛山下的一个连职单位代理指导员。因为他是我从小崇拜的英雄，在一个“八一”节我请他为单位作了一场生动的革命传统报告。报告结束后，我们宴请这位父亲所在部队的英雄。席间，当他知道我还没找对象时，就高兴地对我说，他有一位老战友的女儿，在沈阳军区长春某野战医院当护士，据说长得很漂亮。因为他这位战友老家是山东苍山县的，所以想为女儿在济南找对象，以后好调回山东来。
这当然是后话了，在这里暂且不表。父亲当兵的第26年后，我应征入伍。说起来，我当兵的第46野战军与父亲所在的68野战军还有些渊源。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1975年各野战军进行了调防。原隶属济南军区的第68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东北，隶属沈阳军区；原隶属沈阳军区的第46野战军从驻防地调防到第68野战军原驻防地，隶属济南军区。
我所在的第46野战军，不但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功卓著，而且，后来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一举成名，涌现了我们在语文课本里学过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于庆阳等战斗英雄。
非常巧合的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于庆阳、周登国等战斗英雄就是出自我当兵所在的团。周登国原是我们团特务连的一位班长，后来当了我们师的师长；于庆阳牺牲后，他的妹妹于庆红接过了英雄的枪，后来在我们军的卫生所当军医。
言归正传。由于中朝人民的英勇作战，打垮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没有取胜的条约上签字的将军。
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帮助朝鲜人民为战后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父亲是1956年初回到祖国的。回国后不久，父亲作为优秀的志愿军战士被保送到昆明深造学习。因为这些被保送的同志都是贫苦出身，多数都没有上过学，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所以，入校后他们先是进行了一年的文化补习。然后，准备第二年系统学习军事指挥毕业后提拔为干部。正当这批人对未来前途事业充满无限希望的时候，昆明方面接到上级命令，要求这批学员全部退伍返乡。这批经过战火硝烟、生死考验的志愿军战士，愉快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很快奔赴全国的四面八方。
事后，他们才得知，由于志愿军陆续回国后，干部大量超编，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又进行了一次这样的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军委在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这样的决定。
假如没有这次突然的变故，按正常的轨迹发展，父亲多年后也许也是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人生，真是变幻莫测。如果真是那样，一个终于逃离苦难、离开了农村那片贫瘠土地的军官，是不太可能再找一个农村姑娘为妻子的，那就不会发生与母亲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情缘，当然也就没有我们兄弟姊妹的诞生了。
父亲是1958年3月退伍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回到家乡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和拥戴。正像著名作家魏巍在他的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介绍的“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不久，经人推荐父亲被安排到当时正在家乡的苇河上建设定桥的德州建筑公司工作。也就在这时，经人介绍，25岁的父亲认识了邻村18岁的母亲。
B、母亲的蹉跎岁月
母亲名叫李玉珍，生于1941年4月25日。2010年春节，在我的要求下，母亲跟我谈起她童年的往事，言谈话语间，眼圈红了，晶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显然，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是一段蹉跎的岁月。
姥爷名叫李成祥，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在母亲的记忆中，他是乡村有些文化的私塾先生。姥爷曾先后结过三次婚，可是，三位姥娘都因病离他而去，各自留下一个女儿。即我的大姨李玉蓉、二姨李玉桂、母亲李玉珍。我的姥娘是姥爷的第三任妻子，由于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生病后无钱医治，在30多岁就去世了。那年母亲才5岁。母亲跟着姥爷长到9岁时，天有不测风云，姥爷又因病去世了。从此，母亲与她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母亲15岁时，她的爷爷、奶奶先后病逝。此后，还没成年的母亲就独立门户了。没吃的，她就到地里挖野菜、爬到榆树上采榆钱，艰难度日。在母亲的印象中，她只上过三年学，后因没钱买书、没钱买红领巾，同学们又都看不起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愤而辍学了。
在我幼小的时候，母亲在忙家务时，常听到她哼唱一首歌，好像是：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三两岁呀，没了娘呀。
跟着爹爹，还好过呀，
就怕爹爹，娶后娘呀。
娶了后娘，三年半呀，
生了个弟弟，比我强呀。”
歌声凄婉、哀伤，如泣如诉。它抒发了母亲对世态炎凉的无奈和对自己不幸遭遇的忧伤。
C、父母恋爱经历
父亲与母亲见面后，母亲对父亲的长相还是比较满意的。父亲1.73米的个头，双眼皮、大眼睛；能说会道，很会来事。当兵的经历使他显得成熟老练。但一个现实问题成为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家里太穷。祖辈靠讨饭为生的父亲家里，正屋三间土坯房，西面两间土坯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经历过苦难的母亲，暗自思忖，家里这么穷，他下面还有六个弟妹，这今后的苦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母亲犹豫了；母亲彷徨了。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人不太同意，那就是我二舅李方州。他是我姥爷的二弟李庆祥的孩子。是姥爷亲弟兄仨后辈中唯一的男性（还有一个舅舅李方河当兵后在战场牺牲了）。所以，他的态度至关重要，不得不引起父亲的高度重视。二舅是这样想的：这个亲叔伯妹妹，从小历经磨难，吃了不少苦，怎么也得嫁个富一点的人家，少受些罪。
父亲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和我大姑直奔母亲的村庄——苏庄，找我二舅去说明情况。父亲说，虽然家里穷点，但穷没根富没苗，日子全凭人过。如果嫌姊妹多结婚后可以分家过日子。再说，我现在有工作，肯定不会让你妹妹受苦的。
二舅也是军人出身，退伍后国家安排当了教师，非常通情达理。听了父亲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后，就愉快地同意了。
1958年农历10月7日，父亲和母亲相恋几个月后，就在西边那两间土坯房里结婚了。婚后不久，老家定桥的建筑工程完工，父亲就跟随德州建筑公司搬到了德州市。父亲到德州后，十分挂念在老家的母亲。没过多久，父亲又返回老家把母亲接到了德州市，在一间放有建筑工具的房间支起一张双人床，过起了“两人世界”。
德州市位于黄河下游北岸。北依北京、天津，南靠省会济雨，东连胶东半岛沿海开放城市，西连山西能源基地，处在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接带和环渤海经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京九”经济开发区之间，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享有“神京门户、九达天衢”之称。
德州现升级为地级市，辖一区二市八县和经济开发区与运河经济开发区。
到德州后，母亲先是在建筑公司打零工：挑沙子、搬石头，后又到聊城挖水库。从小经历过苦难的母亲，非常要强能干，常常受到领导和同事的称赞。1959年初，德州国棉厂招收工人，母亲经人介绍顺利进入国棉厂。到厂后，单位先是安排她到石家庄学习了三个月，回来后安排在准备车间做串口工作。
1960年6月，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德州市自来水公司工作，过去的房子不能住了。于是，他们就在德州西北角的三里庄，租了一间离母亲厂子比较近的民房生活。1961年农历12月23日，来德州10多天的奶奶，本来是照顾母亲月子的，可是看看母亲还没有生的迹象，说啥要回老家。因为当天就是农历小年了，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准备过年。于是，父亲就送奶奶回老家了。当天晚上，母亲就开始肚子疼。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疼痛向她袭来，当阵痛一次比一次来得密集的时候，母亲心想：坏了，怕是要生了。母亲忍着疼痛来到对门的邻居家，告诉人家如果父亲回来就说她到医院去了。一路上母亲一个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实在疼得厉害，就蹲着待会儿。到市中心医院后，母亲忍着疼痛自己办完手续住进了妇产科。
父亲送奶奶到老家后，由于牵挂着待产的母亲就连夜返回德州。当听邻居说母亲去医院后，就心急火燎地直奔医院而去。
第二章 少年时光
A、“燕王扫北”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农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按我们梁氏家谱“……际、殿、云、朝、尚、安、仁、祖、义、克、大、齐、家、万、事、永、存”来说，我爷爷是“安”字辈的老大，我父亲是“仁”字辈的老大，到了“祖”字辈我又是老大。
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1399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势力超过朝廷，听信谋臣之言，撤藩削权。朱棣见诸王被废，自己怕是难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愿，当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探听虚实，以谋对策。
朱棣的人马，沿驿道经州过府，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势紧迫（蓄谋夺皇权），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
后来，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向南京进发，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称为“叛臣”。禹城当然也不例外，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并挖了公主坟，抛弃弃野。因此，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朱棣率军攻破南京，消灭了建文帝，自己夺得了帝位，历史上称此为“靖难之变”。朱棣当皇帝后，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
战事平息后，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为炎黄的子孙，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据史料记载：梁姓为“嬴姓伯益之后，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定名梁国，国君即康伯，以后称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民，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即梁氏”。
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
B、从城市到农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非常称心如意，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又是一个大哥啊，称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爷爷又瘦又黄，浑身浮肿，说话有气无力。他说，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树皮，维持生计。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爷爷到来后，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当时，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母亲是29斤，吃饭不成问题。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太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大跃进”的描述。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饥饿。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痛苦”的记忆，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例如“大跃进”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例如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这类“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作为人们集中表达“大跃进”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15年赶上英国”，到1972年，我国煤炭、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那么，从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
更有过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路卡”，开展挖蝇蛹、除四害等活动，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
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
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相反，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在记忆的梦境里，乡村的风，乡村的雨，乡村的夜，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诗如画，田园风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出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当我是农民时，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也许，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来
回到老家后，父母用“下放”补助的钱，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刚、四弟梁祖宝。
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来了，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尽管当时生活困难，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大姑、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来了鸡蛋等。
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后，坚决不同意，说不好听。
她思忖片刻说，还是叫“建国”吧！这名好听。多年后，大姑已经去世。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国”的是10月1日出生，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母亲说，没啥讲究。你大姑又没有文化，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
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建国”要比“可心”大气、好听。大姑还开玩笑地说，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
从此，我的乳名叫"建国"了。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更不会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书本、油条等物品，让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种寓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啊！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
1963年农历12月23日，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终年63岁。
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我8岁（虚岁）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说让我去上学。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劲，哪听得进去，说啥也不去。我在前面跑，三叔就在后面追，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国啊，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就是不听。因为上了学，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最后，还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胁下，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是多么令人深思，语重心长啊！三叔因为没上过学，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最后，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妇，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这期间，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也给三叔捎过钱。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当我生活富裕了，能报答三叔的时候，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清明节，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并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我感谢您！我在这里给您磕头。”
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时代的变迁，翻天覆地地变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儿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次，就是玩游戏；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别啊！
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
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村里的张希英老师（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建国”。张老师说大名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张老师没有笑。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你父亲是“仁”字辈，你是“祖”字辈，那就叫“梁祖国”吧！
后来，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好听，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国获奖后，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名字总记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你叫“梁祖国”，名字很好记。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
第三章 求学之路
A、同桌的她
有一首校园歌曲，不知道撩动过多少人的情怀：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这首《同桌的你》歌中所唱的生活，可能是中学时代，也可能是大学时代，但却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学时代。
上小学后，刚开始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我还比较老实。可是过了几周后，我调皮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我的同桌是我们村一位姓冯的女孩。她长得比我高，人也比我胖，在课桌上占的地方比我大。于是，我就用铅笔在课桌上画了一条“楚河汉界”，告诉她说，彼此谁也不能越过，否则后果自负。有一次，她正聚精会神写作业，同学们突然听到她“啊”的一声哭了起来。老师过来问怎么回事？她说我用针扎她。老师很生气：“梁祖国，你咋回事？”我说：“谁让她侵占我的地方！”老师看我不承认错误，就把我叫到教室外边罚站去了。此后，我对她的气就更大了。不是藏她的作业本，就是把她削好的铅笔偷偷弄断，然后把铅再轻轻插进去，等到她写作业时一用劲铅就掉下来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她不断地告状，我不断地罚站。
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她起立回答问题，我就用脚悄悄把她的凳子往后挪了挪，等她回答完问题坐下时，一下坐了个屁股墩，坐在地上大哭起来。这时还没等老师说，我就主动到教室外罚站去了。平时的伙伴们看到我的“壮举”，纷纷起哄说“梁祖国好样的！”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和往常一样放下书包牵着羊去放羊了。我放羊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因为是冬天，草枯了，树叶没了，到外面后我就把羊拴在树上，自己去和小朋友们玩耍去了。等到了天黑后，我就把羊牵到麦子地里让它们啃生产队里的麦苗。等羊吃得肚儿圆，我就赶着羊兴高采烈地回家了。这次刚到大门口，看到父亲站在那里。因天很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我就叫了一声“爹”。话音刚落，只是父亲没有应声，左手一把抓住我，左右开弓掴了两个耳光。我猛地挣脱了父亲撒腿就跑，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事后我才知道，因我白天的恶作剧，老师和那个女孩的家长找到我家里来了。
夜很深了，饥肠辘辘的我躲在外面的玉米秸里面不敢回家。后来还是母亲找到我，向父亲百般求情，我也做了保证，才算了事。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早早来到学校。心想，找家长算什么本事？走着瞧！
一天过去了，她没来；又一个礼拜过去了，她还没有来。后来，听同学们说，她父母不让她上学了，让她在家干农活了。
不知怎么了，看着空空的座位，特别希望她来。可直到我们小学毕业，她再也没有来上学。
当时我小小的年纪，自然不知道桌子上深深刻画着的“三八线”意味着什么，不过捍卫自己领地的意识却是天生的。
人人都会被自己生活的时代烙下印痕。
正常的不正常，不正常反而成为正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疯狂。毕竟，在一个封闭自守了几千年的国度里，很多东西都是腐朽而陈旧的，要一下子彻底扭转过来，非发生“革命”不可。
B、村里的“孩子王”
没有了对手，也就没有了“斗志”。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又有了一个爱好，就是看小人书，并且如痴如醉。开始，我光借人家的看，久了人家不愿意。没有办法，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偷父亲的钱，每次几个钢镚，几次后就到书店买几本小人书（那时每本几分钱）。没有想到小学快毕业时，我有了整整一纸箱小人书，成了班里的小人书“大王”。
现在想想，正是这些小人书（上初中后开始读小说）替我开启了一扇窥探外面世界的窗户。
因为我的小人书品种全、数量多，别人都争着与我交换着看。这样我就汇聚了人气、有了人缘，全村几十个孩子都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转。我自封“司令”，手下还有“八大金刚”。那时，在农村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一部电影在周围村子里轮番放，我就带着他们轮番看，到现在一些经典台词我还能背下来。我记得看的次数最多的就是战争片《奇袭》《侦察兵》《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等。由于在十多岁的年龄上精力无穷，除了带着他们到处看电影外，还带着他们“下河逮鱼摸虾，上岸偷梨摸瓜”。最刺激的还是率领他们“南征北战”，与周围村子里的孩子打“土坷垃仗”。
起因是：有一次我带着几个孩子到邻村的地里拔“麻绳菜”，被几个比我们大的孩子拦住，他们问我们村有没有叫“郑经人”的？我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村连个“正经人”也没有，还到我们这来拔菜，快走吧，不然小心我们揍你。他们这一说，我们琢磨过味来了，原来他们在耍我们。但看看他们人多势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只好乖乖地回去了。我们村与周围的村子比是个大村，岂能受这奇耻大辱！于是，我纠集几十个孩子，带上“武器”（棍子、土坷垃，近了用棍子，远了用土坷垃投），找他们算账去了。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们兵分三路向目的地进发。那几个孩子毫无戒备，等发现我们时只听我一声令下“打！”土坷垃像雨点一样向他们投去，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后来，他们到村里又纠集了一些人进行三次反扑，都被我们打了回去。从此，他们俯首称臣。
此后，精力旺盛的我们以同样的办法向周围其他村子进行挑衅，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我们村西面村是李屯子、丁庄，南面是兴旺，东面是庞桥、韩高，北面是陈庄。因我们人多势众，越战越勇，所以“百战不殆”。从此，我的名气大振，成为远近闻名的大人口中的“坏孩子”；孩子眼中的“小英雄”。许多孩子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而引以为自豪。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我上初中了。那年我13岁（我那时上学时，农村实行的是“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教育制度）。
我调皮的秉性并没有因为升入初中而改变。初中设在二里以外的大杨村，周围几个村的学生都要到那里去上初中。有一天晚上，我和村里的仁江叔去上晚自习。走到大街上，看到村里梁尚芝老爷爷赶着牛车往家走，后面拉着的东西用布盖着。我一屁股坐上去，只听“咔嚓”一声，原来他拉的是门窗玻璃，一下全裂了。我一下慌了，人家走了30多里路从城里拉回来，这下全完了。老爷爷又急又气地说：“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这时，我与仁江叔撒腿就跑。但隐隐约约听到老爷爷奔我家而去。心想，这下完了，这顿揍是躲不了了。下了晚自习后，我不敢回家了，可又没地方去，最后绞尽脑汁地想到一个办法，就藏到我奶奶西屋南面的草棚上面，不知不觉睡着了。夜深了，母亲见我还没回来，一下着急了，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就发动家人到处找，最后在草棚上找到了我。奶奶知道这个事情后，就对父亲说：“孩子知道错了，就不要打他了。”后来在母亲、叔叔、姑姑们都为我说好话的情况下，终于逃过了这一个“劫难”。
后来我知道，尚芝老爷爷找到我家后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但强调不能揍孩子。让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并且说啥也不让赔。
老爷爷虽然是在城里工作，但对村里人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不管谁遇到困难找到他，他都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是四邻八乡公认的大好人。
父亲是个很威严的人，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并且脾气很大。他除了当过兵外，还当过民兵连长、生产队长、公社专业队队长。自我记事起，父亲最辉煌、也是我为他最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村里排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鸠山。他把凶狠、毒辣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表现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受到当时公社领导的称赞。到现在我还记得父亲扮演的鸠山与梁尚泉老爷爷扮演的李玉和（他演得也很出色，把李玉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演得淋漓尽致），在戏中那些经典台词：
鸠山：中国有一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哪！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李玉和：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鸠山：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李玉和：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鸠山：好，讲得好。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李玉和：什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鸠山：对，这是我做人的诀窍。
李玉和：鸠山先生，你这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鸠山：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怨我不懂得交情！
李玉和：那就随你的便吧！
C、“棍棒底下出孝子”
“玻璃”事件过后，我确实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做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事：一是有一次，我割草卖到生产队挣工分，负责过秤的工作人员，发现我的一筐草比别人的重好多，等我把筐里的草倒出来，别人扒开一看傻了眼，里面竟有好多攥成的泥块；二是有一天我到地里割草，为了试试镰刀快不快，有意削了20多棵庄稼；三是一个阴雨天，我到邻村韩高偷编筐的条子，被发现后在与看条子的人挣脱中用镰刀割破了人家的手；四是一个星期天，县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村头安装高压线，我趁他们中午吃饭的时间，把他们用的一个滑轮偷偷地挖了个坑埋在地里；五是与小朋友在河里玩耍戏水，我“逞能”到深水处游泳被大水冲走，差点淹死，幸亏梁仁合叔从桥上跳下，救上了光露两只小手的我；六是在公路上与立柱（乳名）用铁锹扬土玩，被他用铁锹在我的右眼眉上捅了个缝了七针的口子……
我不断惹事，当然也是不断挨揍。是天性使然还是青春的叛逆？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清楚。但总是屡教不改，好了伤疤忘了疼。
父亲每次揍我都放下狠话：“你小子这辈子算完了。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天天惹是生非，不干正事，给我丢人现眼。”
在父亲的观念里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事实上，从最后的结果看，这句话还是十分有效的。
我13岁的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那一年的第一场雪比上一年来得早了一些。在临近春节的时候，我偷偷翻家里的箱子时，发现了五元钱。在那个年代可是大钱啊！我一时起了贪念，心想父亲也许忘了。我就把钱拿出来到集市上买了几挂鞭炮，剩下的钱不敢再放回去，就藏在了下雨时往外淌水的阳沟里。
原来那钱是二舅托四姑在城里买蜂蜡剩下的。当父亲去给二舅送蜂蜡和剩下的钱时，怎么也找不到。父亲问我拿了没有？我心里非常害怕，但硬挺着说没拿。当时母亲还说，这么多钱孩子可不敢拿。
这下父母都非常着急，在屋里、院里翻箱倒柜到处寻找。没想到在阳沟里找到了三元多的零钱。这下父亲断定是我干的了，但他并没有声张。这天夜里，因为我时刻保持警惕，所以等父亲睡觉后，才脱了衣服躺在炕上睡觉。父亲看我躺下了，突然麻利地起来把门插上，我头“嗡”一下大了。只听父亲大喝一声：“把衣服脱光！过来跪下！”我哆哆嗦嗦爬起来，把仅有的短裤脱下跪在了桌前。只见父亲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棍子，照我身上揍起来。我哭喊着说：“爹，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这时，在里屋的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赶忙过来抱住了父亲。母亲哭着说：“他还是个孩子，改了就行了，你还把孩子打死啊！”怒火万丈的父亲，哪听得进去这些，棍子还是不停地打在我瘦弱的身体上，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就要打死他！打死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母亲看拉不住，他真有把孩子打死的劲，没有办法只好趴在了我的身上哭着说：“那你就打我吧！”这样父亲才停下手。母亲让我穿上衣服后说：“快给你爹发誓，说改了，再也不敢了。”我“扑通”一下又跪在父亲面前说：“爹，这次我真改了。今后你看我的行动吧！我一定为你争气！”父亲听了我的话，把头拧过去，但我分明看到了他眼里那晶莹的东西。正像人们说的，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上。但那时我理解不了，我嘴上这么说，但对父亲还是充满仇恨！心想，等我再大一点，我一定出去，永远也不回这个家！
30多年过去了，当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禁不住潸然泪下。泪水不停地模糊着我的双眼，我擦了又擦总也擦不尽。这是悔恨的泪水，也是思念的泪水。当兵离家后，我常常想，作为姊妹六人中的老大，那时我为啥不知承担老大之责，帮父母撑起这个家呢？而是常常添乱、无事生非？我真后悔啊！可是人生没有卖后悔药的。这时的我对父亲早已没有了怨恨，而是深深的爱恋和无尽的思念！谁的父母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在我的心中，父亲永远是一座山；母亲永远是一条河。
孔子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我常常想，如果父亲还能训斥我、打骂我就好了，那该多么幸福，多么安慰啊！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D、书里的世界真精彩
到初中后，尤其是在受到上次父亲的严厉惩罚后，我老实了许多。但说心里话，好好学习还谈不上，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再说，那时是“文革”时期，从上到下不太重视教育。在学校不是割草，就是支农，再就是整天“批林批孔”写批判稿。升高中也不是考试，而是大队推荐，这样使我对学习失去了动力。但就是在那时，我找到了宣泄自己旺盛精力的出口，那就是看小说。初中的同学档次比小学高很多，有非农业户口的，有父母是公社干部的，还有父亲在省城工作的。他们不但吃得好、穿得好，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书（小说）。
我开始看的书有：《大刀记》《战地红樱》《渔岛怒潮》《高玉宝》《苦菜花》《连心锁》《敌后武工队》《雁翎队》《林海雪原》等，这些书故事跌岩起伏、人物命运悲欢离合，使我如痴如醉，有时忘记了吃饭和睡觉。甚至在上课时，我把小说放在课本下面偷偷地看。上课不听讲，当然作业不会做。没办法我就抄别人的。我记得我抄地最多的同学一个叫董占武，另一个叫董财武。董占武数学好，我就抄他的数学；董财武理化好，我就抄他的理化。所以，在老师印象中我学习还不错，因为作业本上全是对号。我经常在家看小说到深夜，母亲对父亲说，孩子现在真的知道学习了。
在初中我的同桌是位男生，这是我最不情愿的了。不知为啥？在小学时不愿意和女生一个桌，上了初中倒希望和女生一个桌了，尤其是长得好看一点的。那些跟漂亮女生一个桌的男生，常常使我羡慕嫉妒恨。尽管那时农村很封建，男女生基本不说话。谁要是常和女生说话，别人就会制造谣言、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我就是这种“好事”者之一。
我的同桌名叫梁安林，是我同村的，按辈分我应该叫他爷爷。我俩从小很不“对付”。因他家成分不好，他的父亲我叫老爷爷，曾带着高帽子、胸前挂着“挖社会主义墙角坏分子”的牌子在公社游过街。我是贫农出身，父亲还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属于“根红苗正”。我就利用这些在小学时，就经常欺负打击他、孤立他。没想到真是冤家路窄，到了初中竟然和他分到一个桌，这使我非常懊恼。
我俩虽然同桌，但由于过去结下的“梁子”，谁也不跟谁说话。“楚河汉界”更是分得清楚。常言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看起了小说，并且都是新买的，我从没有看过的。另外，他还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在我面前显摆，这引起了我的不满和嫉妒，为此，我就常常制造事端打压他。不是等他胳膊过线后猛推他一把，就是进去时（我在靠里的位置）猛撞他一下，他都忍气吞声、没有脾气。
即使是这样，我还感到不解气。心想，他哪来这么多钱买小说呢？后来我得知，他每天放学后就跟哥哥、姐姐用玉米皮编小辫，然后订成地毯卖。一块地毯能卖七角多钱，由于他编的多，父母就常常给他零花钱。他就把这些钱都买成小说，暗中与我作对。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在家发动母亲和大妹妹，我们也编起小辫。由于我们编得不好，再加上母亲订地毯时活也比较粗，辛辛苦苦很长时间才弄几块地毯，还经常是打回来的比卖的还多。想利用这个办法挣钱的想法失败了，我对他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
从小我就是一个不轻易言败的人。没有办法，我就把我过去心爱的小人书忍痛割爱处理了一部分，凑了点钱购买了《煤矿风云》《激战无名》《海岛女民兵》等他从没有看过的书，总算撑住了一点面子。
E、当兵的四叔
没过多久，有件扬眉吐气的事使我非常得意。那就是在外当兵的四叔梁仁华回来探家了。他不但给我带回了很多各式各样、那时人人喜爱的毛主席纪念章，还有一套精装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套《毛泽东选集》别说在农村，就是在城市也很难买到。四叔身着军装威武雄壮，使我很是羡慕。那段时间，四叔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显得非常神气，好像当兵的是我而不是四叔。在没有人的时候，我让四叔脱下军装我穿上臭美一番，并让四叔给我讲部队上的事。四叔看我穿着又大又肥的军装，笑着说：“国啊，大了你也去当兵吧？”我看看四叔说：“我行吗？”四叔说：“行。不过现在不行，你还小你要好好读书，有了文化才能当个好兵。”也许四叔当时不经意的几句话，使我从那时起就有了当兵的情结。
四叔梁仁华是1968年秋天和我们村的梁安忠爷爷一块当的兵，按部队的说法属于1969年的兵。四叔探家时正是一年一度征兵的时候，这时五叔梁仁国也去验兵了。这时的我真是比五叔还高兴。心想，五叔要是也当了兵，我们家加上父亲就有三个当兵的了。那时，军人的政治地位很高，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可是，五叔因血压高而未能如愿。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真是比五叔还难受。
四叔当兵的单位是第64野战军所属部队，驻守在辽宁丹东。令四叔没想到的是，10年后的1979年12月，由于生活所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真的当了兵。并且我所在的野战军，从数字上正好与四叔所在的野战军掉了个——第46军。
真没想到这军装一穿，从过去的“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到现在的“2007式”最新式军装，已整整穿了31年。从连、营、团、师、军，一直干到最高领率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从排职、连职、营职，一直干到师职；军衔也从中尉、上尉、少校，一直干到大校。更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自此后我的三弟梁祖刚、二妹梁倩倩、四弟梁祖宝先后都穿上了绿军装。我的爱人燕萍曾在济南军区空军服役，就连我的四弟媳车琦，也是位枫爽英姿的女警官呢！后来，二叔的孩子梁祖田、梁祖民；五叔的孩子梁祖永，就连我大妹妹的孩子李吉同、李吉扬也都先后当了兵。我们这个大家庭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人之家”。
四叔的假期很快结束了。在这个假期里他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找上了漂亮的四婶崔玉荣。并且，四婶的父亲还是我们县武装部的现役军官哪！四叔走时我很伤感，真是“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那时我心想，要是我能跟他走就好了。
四叔返回部队了，给我带来的荣耀也一起带走了，一切又趋于平静。我又回到了现实中，又要对付我的“对手”了。
有一天上午下课了，我想出去。因课桌与课桌之间的距离很近，我的同桌他不站起来，我在里面就出不去。我看他还趴在那里看书，我就猛地有意撞开他冲了出去。没想到他一下子站起来火了，抓起我的铅笔盒砸向我，只听“咔嚓”一声，盒里东西全部掉在地上。一直占上风的我，哪受得了这个气，抱住他就把他摔在地上，两人撕打起来。班长杨荣福和同学们赶忙过来，把我俩拉开。杨班长问：“怎么回事？”我说：“我急着上厕所，他不让我出去。”杨班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上厕所你干吗不让人家过去？”他说：“我，我……”他没说出啥理由来。这时，我就捡起掉在地上的圆规、尺子等东西。突然，一个悦耳的声音传人耳畔：“梁祖国，你的钢笔掉那儿了。”我一扭头，寻着声音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眼睛。霎时，我的脸一下红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可是我们公认的“校花”，我心中的西施——沉鱼落雁之美；梦中的貂蝉——羞花闭月之貌。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心想，难道她对我有好感？“哪个青年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这是人性当中的至真至纯。”这是伟大诗人歌德说的。
经过多日的观察，人家完全没有这回事，是我自做多情罢了。况且，她的辈分与我爷爷同辈，这在偏僻的乡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写到这里时，我想到了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一天到校后，发现课桌的抽屉里被人放上了许多垃圾，他尴尬地一件一件往外拿。这时，邻桌的一位漂亮的女生，主动拿来笤帚和簸篓帮他弄了出去。放学后，女生在前面骑车，男生就在后面追。在一个巷子里女生停下车，等他追…
第四章 步入军营
A、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
1979年12月7日，是我今生难忘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拿着奶奶、父母、叔婶和姑姑们给我的16元钱，背负着他们的殷切希望，告别了故乡、亲人和朋友，踏上了漫漫的从军之路。
我们是坐着部队惯用的闷罐车，7日下午5点从禹城离开的。当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停了下来，这时我听人说这里就是省城济南。我赶快伸出头去，看到华灯璀璨、霓虹闪烁，到处是一片灯的海洋。我家虽然离济南只有50多公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城市的灯光。
列车在茫茫无尽的夜色里奔驰，也许由于激动过后的劳累，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我就听带兵的领导说：“大家醒醒。到了，下车了！”我拿着背包刚走到列车门口，漫天飞舞的雪花迎面扑来。心想，难道到东北了吗？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对地理位置，在头脑中没啥概念，不知道哪是哪。
原来，这里是山东省昌邑县一个叫岞山的小站。搞了半天连山东还没出去哪！那时当兵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我们根本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全部下车后，在带兵的领导指挥下纷纷登上了“大解放”，“大解放”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来到一个有军人站岗的大门口。我们下车后，看到了“热烈欢迎新战友！”的标语；听到了欢快的锣鼓声。
这哪里是城市？分明是大山沟！我的心一下就凉了半截。在验兵时，总听人说，这批兵好，是技术兵，驻守在大城市。还没容我多想，我们很快就列队、点名、分班，我就被家是山东莱西的徐经修班长带走了。
按部队的规矩，新兵到部队后要进行三个月的军政训练，也就是在这三个月内，从起床、叠被、洗刷、吃饭、穿衣；走步、跑步、正步等科目做起，实现由一个普通老百姓到军人的根本转变。在这期间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原籍。在家一切看似简单的，在部队一切都不简单了。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穿衣要有时间限制。就说简单的走步吧，在家谁不会走？可在部队就不行了。步幅、摆臂的高度和离身体的距离都有明确的规定。在我看来最难应付的是正步走。我和几个总挨批的老乡，夜里经常偷偷起来自己练，但进步并不大。看来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还真不太容易呢！
我们当年这批兵分别来自山东、江苏两省5地。山东省的来自济南市、禹城县、齐河县；江苏省的来自南京市、丹阳县。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不是以地域山东、江苏形成两大派系，而是以城市兵、农村兵形成两大派系。城市兵聪明，见多识广，接受新事物快，学习训练进步大；农村兵朴实，肯吃苦，但反应慢，没见过什么世面，学习训练确实差点事。所以，农村兵就时时处处受到城市兵的嘲笑、讽刺和挖苦。
有一次，我们新兵连组织到澡堂洗澡。洗澡，当然要脱光了衣服，这是太自然平常的事情了。可是，一百多个新兵全脱得光溜溜的在一块洗澡，我们农村兵可没见过这种阵势。在家时，冬天也就是烧盆水自己用毛巾擦擦，夏天就到河里去游泳了。在大庭广众面前，我非常难为情，磨磨蹭蹭就是不想脱衣服。当我看到城市兵都大大方方脱光了下去，我才尴尬万分、慢腾腾地脱衣服，下到水池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像我这种情况的在农村兵中不算少数，还有的穿着裤衩就下去了，又引起城市兵的一阵冷嘲热讽。
训练后的文化娱乐活动，更是让城市兵占了上风。有一位从我们禹城当兵的济南下乡知青名叫耿现强。课余时间，在新兵连他主动为大家教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妹妹找哥泪花流》等抒情歌曲。那挥手之间的动作，那抑扬顿挫的旋律，让人倍感钦佩。我私下里想，这么好听的歌，咱咋没有听过呢？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我终于在队列、内务卫生等方面勉强合格，下一步的重头戏就是射击和投弹了。在练习射击时我又遇到了问题：练射击，必须把左眼闭上，用右眼将准星和缺口平齐瞄向靶心。可我一闭左眼右眼也闭上了，根本没法瞄准。没有办法，只有苦练。这样我就走路时练，晚上躺在床上睡觉时还练，终于在正式射击前眼睛能睁闭自如了。
射击和投弹不像队列和内务卫生是软指标，射击、投弹是硬指标，射击是环数，投弹是米数。
正式射击那天，我非常紧张，怕打个不及格。可是鬼使神差，怕什么就来什么。在射击时，我由于紧张没有预扣扳机，当用力扣动扳机时枪口产生了晃动，2发子弹跑到了别人的靶上。在打后面3发子弹时，我吸取了教训，开始冷静了，3发子弹各命中8环，这样离30环及格还差6环。
这时，与我挨着射击的禹城老乡刘圣华说：“梁祖国你咋搞的？我这双眼睁着的比你打得还好（他和我一个毛病，却打了个全班第一）。”等到连领导验靶回来说：“他的靶上多了2发子弹，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有人帮忙来。”
射击结束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我却只张嘴不出声，黯然神伤。
那天晚上，我懊恼得连晚饭也没有吃。因为我拖了全班的后腿，徐经修班长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更多的是安慰和鼓励。他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下一步还有投弹科目，你争取拿个好成绩，以弥补射击的不足。”我默默地点点头。
没过多久，实弹投掷开始了。我按口令来到指定地点，心想，这次我一定投个好成绩，让大家看看。我拿起手榴弹抠开后盖，把拉线套在小手指上，用尽全身力气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可没有想到，由于用力过猛，手榴弹脱手离开了安全区域跑到我的右边去了。突发的状况，使我一下傻了，站在那里不动了，并且，手榴弹离我只有10米左右，非常危险。这时现场一片惊慌，只见徐班长一个箭步跑过去把我按下趴在我身上。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扬起的尘土落在徐班长一身。幸亏没有出现“王杰”式的英雄，不然，我当兵的历史可就结束了。
这次可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晚上，班里召开班务会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也只有痛哭流涕，接受大家的严厉惩罚。心想，不管怎么批，只要不把我退回去就行。徐班长最后说：“你们下连后，主要是执行施工任务。要是上前线打仗，凭你的射击和投弹成绩，非把你退回去不可。”听到这话，我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三个多月的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终于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分到了各自的单位，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我们公社比较熟悉的杨军分到了一营营部，李学军分到了二营营部，刘春河、李德元分到了通信连，尹分江分到了三炮连，就我分的最差——步兵六连。一听就知道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B、当上了文化教员
我们军是几年前从徐州移防过来的，当时许多营房还没有建好。我分到的六连在离营房10多里一个叫店子的小村打石头（部队建营房用）。这次我们县有刘圣华、高德成、孙文水、张振江和我5名同志分到这个连队。当时连长是张志发，河南人；指导员叫张以明，辽宁人（后晋升为山东东营军分区政委）。到连队后，我和齐河县的于桂河分到了二排六班。
这个叫店子的小村隶属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虽然这里属于丘陵地带，但与我老家比起来还是要富裕一些。我住的这家房东跟我家情况差不多，也有6个孩子。看到这家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的女主人，我就常常想起我的母亲。我们班住在两户人家，于桂河跟班长住在一起；我和副班长住一起。我们的班长叫陈成会，副班长叫孙启新，一个是山东省新泰县；另一个是山东省新汶县，都属于泰安地区。我们到班里后，陈班长找我们两个新兵谈得最多的就是“男女关系”问题。因部队移防几年后，每年战士退伍时都把周围几个村的漂亮姑娘给带走了，引起地方青年们的敌视，严重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尤其是我们连的一位班长，与店子村的“村花”黏黏糊糊，使村里一位早就暗恋那位姑娘的小伙子找到连队要与那位班长“决斗”，最后，那位班长受到了纪律处分。1979年初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始前，他写了血书要求上前线争取“立功赎罪”。当时，团要在我们连队选拔16人参战，连队怕他继续待在村里惹是生非，就批准了他的要求。没想到这位班长却因祸得福，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荣立战功，被破格提拔为军官。
听了陈班长的话，我暗暗为那位班长高兴，同时也告诫自己一定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我们房东有位蛮漂亮的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从来不敢与她主动说话。偶尔她与我说话，我会面红耳赤，怕让人看见有啥嫌疑。只有一位聊城姓陶的老兵经常与她开玩笑、逗逗乐子，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带来些乐趣，可为此他多次受到陈班长的警告。
采石场在村西南500米处。我们每天早晨8点钟列队上工，晚上6点钟列队下工，中午在那吃一顿盒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原来在家时干小工差不多，使我非常彷徨和迷茫，感到与原先想的差距太大。我们这批兵既不住在城市，也不是技术兵，并且，自我们这批兵开始，以后控制入党数量，取消战士直接提干（一律经过部队院校培养才能提干）。总感到自己生不逢时，致使努力没有了目标和方向。
正在这时，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那个23岁少女饱含着泪水的激越诉说，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恰在这时，济南军区《前卫报》又刊登了一篇《三个希望都落空，我的前途在哪里？》署名“一名老战士”的读者来信，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像我们抱着当兵人党、提干和学技术为目标的农村兵，感到情真意切，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针对这种思想苗头，部队自上而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人生观”教育，重点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革命人生观教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当兵是每一个青年人应尽的义务，不是捞取政治资本的跳板，更不能为了找出路才来当兵。
思想问题解决了，工作劲头也足了。虽然，打一天石头回来感到比在家时的建筑队还累、还苦，但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心情是愉悦的，生活是温馨的。
由于连队在村里执行施工任务，管理不便，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比较多。在新兵连时，我就听说部队以后提干必须入军校，也就是从我们这一批兵开始可以考军校了。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家里，父亲早早就把我的高中课本寄来了。这样在课余时间我就有计划地学习高中课程。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学习，被查房的张以明指导员发现了。他问我：“你是啥文化程度？”我说：“高中毕业。”他听了后说：“好！小梁子，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军校。”听了张指导员的话，我更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与张指导员那次谈话没过多久，连队通讯员突然通知我，让我作为连队小学班的新任文化教员，到团里参加培训。那时，许多农村兵都没啥文化，甚至有的还不识几个大字。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各连队根据上级指示，都开设了初中班和小学班，为他们补习文化。
所谓培训班其实就两天的时间。由团政治处宣传股分管文化教育的王干事，把每连新任的文化教员集中起来，传达师里关于科学文化教育的指示精神和团里的具体要求，然后，领取所需课本和教材。就在培训期间，我到宣传股找王干事领教材。这时，室内进来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我赶快站起来敬了个礼。王干事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股郭金山干事，分管新闻，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大名鼎鼎啊！”听到介绍，我肃然起敬，真是太了不起了，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郭干事人看上去很厚道、很随和，微笑着说：“老王，你又拿我开涮！”然后，王干事又指着我说：“这是六连新任文化教员梁祖国。”说着，我赶忙伸出双手虔诚地与郭干事握了握手。果不其然，回到连队不久，我就连续看到发表在《解放军报》和军区《前卫报》上的反映我们团工作的文章，最后署名是“郭金山”。尤其使我振奋的是，有一篇竟然是写我们连队“副职支持正职工作光荣立功”的消息。从此，我就有了另一个“情结”。
C、在全师作巡回报告
在店子村打石头三个月后，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了营区。这时我们住进了楼房，一个班集中在一个大房间。回到营区便于管理，一切又走向了正规，内务卫生等各方面都要求严格了。按部队不成文的规定，等到再一批新兵下连后，我们才能晋升为老兵。所以，在新兵没到的这段时间，还是我和另一个新兵于桂河表现的机会。由于两个人同为新兵，所以就有了竞争。于桂河小学毕业没啥文化，但老实肯干。每天天不亮他就早早起床，先是打扫楼下的卫生，等起床号后班里同志起来了，再打扫室内，为此，经常“遭到”班长的表扬。这样就显得我很被动，同为新兵，人家表现那么好，就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有很多次，晚上睡觉时我想明天一定赶在他前面，可他总是比我起得早。有一次，晚上睡觉我没脱衣服，4点钟就起来了，这时天还苍苍的，四周还灰蒙蒙一片。我先把楼前楼后卫生打扫一遍，可看看天太早，班里同志还在睡觉，不能打扫室内，就把其他连的卫生区也打扫了。可是因为太早没人看见，所以也没“遭到”任何表扬。这时，我的心态就有些不平衡。在第二天晚上睡觉前，我把笤帚、拖把都藏了起来，等到天快亮了，我看到早起的于桂河在室内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没找到，就用被子盖住头在里面窃喜。
后来，这事还是被陈班长知道了，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我要端正思想，正确对待表扬和批评，正确对待荣誉，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班长的批评教育，使我深受教育和启发。此后，不管表扬不表扬，我都坚持到厨房帮厨，打扫公共厕所，到连部掏灰渣，为排长洗衣服等，并做到持之以恒。这样我不但多次受到表扬，还受到了连嘉奖。
我们排长叫刘国义，湖南常德人。我开始帮他洗衣服，确实并没有想让他知道。每次我都是偷偷拿出来，洗后晾干叠得板板整整再悄悄放回去。没想到后来他还是知道了，他找我谈话说：“以后再不准帮我洗了。你还年轻，多学点东西，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方面！”
刘排长的话语重心长、掷地有声，发人深省、让人深思。连队回到营区后，主要担任团礼堂的建设任务。在这个建设任务中，我作为新兵主要任务是为老兵砌好的墙“勾缝”。相对老兵们来说轻松很多。那时团电影组有个广播站，专门播颂各单位涌现的好人好事，这样我就把连队“加班加点赶进度，热火朝天盖礼堂”等先进事迹，写成稿子送到电影组。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搭得很高的架子上“勾缝”，突然听到广播里传来“下面播颂由六连战士梁祖国提供的报道……”后面播的啥，我根本没听进去，激动得我身子一晃差点从很高的架子上掉下去。从此以后，就在我们团的广播里不断听到我的名字。在这期间，我除了写广播稿外，也偷偷给《前卫报》、《解放军报》寄稿子。可一连寄了几十篇都是泥牛入海——没有消息。这样我就经常找团里宣传股负责新闻的郭干事请教。郭干事非常热心，耐心给我讲解辅导，使我进步很大。
1980年6月，我经连队推荐参加了全军院校招生考试，因我高中毕业的“水分”太大，结果是我早已预料到的——名落孙山。那次我们团共有5名同志被全军各类院校录取，其中山东两人、江苏三人。据我了解他们全是参加过高考的“大学漏子”。身边战友考取的现实，更进一步增强了我考军校的决心。
人前的风光，源自背后的汗水。看来我的军校之路还任重道远，必须有一个长远规划才行。连队除了施工外，还要进行政治教育等集体活动，自己支配的时间很少。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怎么才能有时间学习呢？这时我想到了去喂猪。因为在连队当饲养员比较清闲、业余时间多，许多同志因嫌名声不好听而不愿意去。深思熟虑后，我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要求当饲养员的申请书。张以明指导员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找我谈话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这种不怕吃苦的思想也值得表扬，但当饲养员一般都是老同志，干几年后好给他们解决组织（入党）问题。新同志一般不会考虑。”
此路不通，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我突然想到4月份的一个晚上，我拿着一篇稿子到宣传股找郭干事请教。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穿着“两个兜”、比我老的战士趴在桌上写稿子。这时，郭干事给我介绍说：“小梁，这是三营八连的战士张先岭，也是你们山东老乡，比你早入伍两年。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所以我们把他调上来当专职报道员。”当时，因为我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文化课上，对郭干事的话也没多想。
此时，郭干事的话使我幡然醒悟。我心想，今后努力写新闻报道，等报纸上发表了，不就能脱离连队，调到机关当专职报道员了嘛，那不就有时间学习了吗？拿定主意后，我先放下了文化学习，抓住主要矛盾——那就是刻苦钻研新闻写作，争取早日见报。
1980年12月10日，是我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济南军区《前卫报》三版刊登了我写得一篇不足500字的“处女作”，没想到此后它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现摘录如下：
某团三十名干炊事工作的老战士总结经验留给连队
某部队某团30名超期服役的炊事员，在即将离开部队的前夕，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出了40篇炊事工作经验，留给连队。
四连炊事班长李久生，当了六年炊事员。在这期间，他虚心向老炊事员请教，并先后阅读了《烹调技术》《中国名菜谱》《营养学》等十几本有关书籍，还利用探家机会到湖南省的4个著名饭店取经，对烹调技术比较熟练。李久生看到自己快要离开部队了，就抓紧时间总结了6年来的炊事工作经验，并翻阅了40多项技术资料，不顾疲劳，认真编写《野炊》《粗粮细做》《烹调》等技术资料和经验体会。六连炊事班长陈成伦对改灶节煤有一些办法。最近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出节煤的经验，传授给同志们。
（原载《前卫报》1980年12月10日三版）
我写的稿子见报了，这在连队成了新闻。从连领导到排长、班长都给予了表扬，老乡们也都跑来为我祝贺。我更是激动万分、夜不能寐。那天夜里，我拿着手电在被窝里把第一次变成铅字的文章看了又看，并总结了过去几十篇稿子石沉大海的原因。
稿子见报后，多数人给予了称赞，但也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和非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眼病”。有的说，“还不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再上一篇看看？”还有的说，“这是不务正业，是名利思想在作怪。”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十多天后的12月28日《前卫报》二版，又以“某新兵连建立新兵特长爱好登记卡片”为题，再次刊登了我写的文章。这下在全团引起轰动，一个新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两篇文章，这在全团过去是从没有过的。
稿子的见报，赶走了心中落榜的阴霾。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又透出了一丝希望的曙光。正在这时，我没想到父亲来部队看我了。亲人相见格外激动，我和父亲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客房里彻夜长谈。原来这次父亲来是有目的：就是原来跟我提过的那个女孩的家人又催了，问到底怎么办？你考学又没考上，是否回心转意了？不然人家可不再等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就有些生气。我从来没答应过什么，更没让人家等我。我把我的想法给父亲说了，同时再次表明我现在坚决不找对象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我对城里的姑娘，没有什么具体印象的话，但我现在确确实实有了。看看团机关的参谋、干事和助理员，还有我们连的排长们，他们个个找得都是城市的姑娘。她们修长的身材，如花似玉的容貌，讲究美艳的穿着，举手投足间的风韵，都让一个个青春勃发的男子如痴如醉、遐想无限。我们部队虽然驻守在山沟里，但为什么能吸引这些来自沈阳、石家庄、长沙、大连、青岛等城市美若天仙的女子，纷至沓来？就因为他们是军官。“家有梧桐树，凤凰自然来”。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军队的政治地位很高，这些漂亮的女子常常因自己找了个军官做对象而倍感自豪和骄傲。那时，我的想法就是不管千难万难，一定争取提干，也像这些年轻的军官一样，找一个城市姑娘做媳妇，决不能让我的悲剧在我的下一代重演。
父亲未能说服我，心里自然有些不高兴，但听了连队领导和刘排长对我的介绍，还是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回去不久，我们师隆重召开了1980年新闻报道工作总结表彰会。在那次会上，我以“新战士怎么迈好新闻报道第一步”为题作了典型发言。会后，根据师政治部领导的意见，我在全师所属的炮团及其他三个步兵团等单位做了巡回报告。
巡回报告一结束，我就顺其自然地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当了专职报道员，实现了我原来的设想。
到了机关后，别看“…
第五章 放飞梦想
A、“18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1981年7月，我跟随野外训练的部队来到了安丘县岐山镇。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那高高的山头，崎岖蜿蜒的山路，浓郁的森林，非常适合部队进行野外训练。
由团“司政后”组成的“前指”就住在一个叫桃村的小村庄。村子依山傍水，景色宜人。那满山遍野的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五颜六色的果实挂满枝头，那苍翠欲滴的柏树一眼望不到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我由于是跟踪报道训练情况的唯一战士，跟“前指”住在一起，除了宣传报道任务外，还兼职公务员，负责室内室外卫生，为机关干部打洗脸水等。
每天早晨我都早早起来，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跑到山顶，在绿树环抱的秀丽景色中，锻炼一会儿身体，再跑回来。这时机关干部开始起床了，我为他们打上洗脸水，然后开始打扫室内外卫生。
我们住的房子是刚建好的新房，四周的院墙是用砖块垒起来的一米多高的小墙头，站在院里墙外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有一天，我正在扫院子，突然门口的马路上一个挑水的姑娘吸引了我。她身材修长，脸庞清秀，皮肤白皙，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达到腰际。特别是她看人时，那甜甜的微笑和深深的酒窝，令人目不暇接，怦然心动。她让我一下想到了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二妹子”。其实，在我看来她比“二妹子”还要美。
她看上去很纤细，但挑着满满两桶水却显得很轻松。随着她挑着水那有节奏的步伐，两条辫子在身后不停地摆动，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的眼球。不知是不是第六感觉，当我正为她拐弯后就看不到她了而遗憾时，她在那停住换了个肩，用手缕缕前面的刘海儿，往后微笑着看了一下。我赶忙低下头去，脸一下红了。虽然，看美女是一种审美诉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个夜晚我失眠了。处在十八九岁的青春年华，是一个充满幻想和浪漫的年纪。就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起“个人问题”来了。心想，我现在当兵就快两年了，明年再考不上学，年底服役期就满了，到时让我退伍怎么办？也许会给很多人带来“笑料”当初人家女方愿意，可他还不要，怎么样？“打光棍”了吧？这时我又联想到我二姑的孩子、我的表哥杨占奎。他是1969年入伍的兵，好像是在成都空军地勤。因家庭经济困难，对象问题很难解决，最后，他在当兵的四川带回来一位既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像他这种情况，在我所在的部队也不少。如果考不上军校，我就在驻地找一个对象，把她带回老家或者在当地落户，这个想法曾不止一次地在我头脑中闪现。“二妹子”的出现，使我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了。以后的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这里比老家富裕，风景如画，环境宜人，找一个“二妹子”在这里生活不是很好吗？此后，我对“二妹子”更加关注了。
她每天都从这担水而过，而且，每次在转弯时都扭头莞尔一笑，然后消失在巷子深处。
当时，每天早晨看她担水成了我在农村最大的精神享受。
B、两位女军官带给我的启示
一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竟主动放弃了这种精神享受。那天，我正在室内写稿子，突然听到村里的孩子们喊：“女解放军叔叔！女解放军叔叔！”我好奇地出门一看惊呆了：在团领导的陪同下，两名女军官正有说有笑，向“前指”走来。这两名女军官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两张瓜子脸在红领章的映衬下，更显得妩媚动人。这是我有生以来除在电影上外，第一次见到真正穿军装的女人。按上级规定只有在师以上单位才编制有女兵，团以下单位没有这种殊荣。所以，女兵在部队成了“稀有动物”，见一个都不容易，更别说看见两个漂亮的女军官了。
晚上，在给她们的接风宴会上，听机关干部们私下里说，这是师里配属给我们的医疗队，军医叫刘延秋，护士叫邝红。一个是我们军刘链政委的女儿；另一个是湖南省某位领导的千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酒喝得有些多的王干事神秘地说：“你们说的都是面上的事，她们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不知道了吧？”说到这里故意“卖关子”的王干事不说了，更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没办法大家就都给他敬酒，等他喝得差不多了才说：“她们是来选美的。”大家疑惑地问道：“选美？女的也选美？”看大家不解，王干事又说：“这两个美人儿，是来选对象的。在师机关选遍了，没一个看上眼的。其实她们是从某团来。没想到某团的小伙子们，也没有这个福分，那就看看咱们团谁有这个艳福了！”
那天晚上，我没喝多少酒，可怎么也睡不着。女兵、女军官、对象、媳妇。这些字眼，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可我是一个兵，我没有这个条件。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我找了一位漂亮的女军官，并肩走在林荫路上，两人的红五星、红领章，在绿油油的树层中，更显得耀眼夺目，吸引了很多的人的眼球，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我正在得意，不知怎么，她却突然生气地跑了，我拼命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此后，争取早日提干，找一个女军人做媳妇成了我的梦想。天亮后，我以不舒服为名没有起床，准确地说是不想再看那位挑水的“二妹子”。当时，我想了很多很多：她长得再漂亮也是在农村，这里环境再美也是山沟沟。自己地位不改变，找谁也不能给人家带来幸福，今后我的子孙后代就逃不出我过去的命运。我暗下决心，不能放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还记得著名女作家丁玲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怨天尤人，不再彷徨、徘徊，而是选准目标，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也许，我会有100次的失败，但是我仍然会有101次的追求，而追求本身，就是生活给予我最好的报酬。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一人在家看书，村里的支书来串门了。他看看没有别人，就和我聊天说：“老家在哪？家里几口人？想不想在这找个对象？”等等。我说，我准备考军校，现在还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支书听了后说：“好，年轻人就该有所追求！”
那个年代，在农村姑娘心中，一身戎装的军人还是很抢手的。后来，我听村里人说，原来村支书就是“二妹子”的哥哥。后来还听人说，以前别人给“二妹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家里很有钱，可她就是不同意。不知怎么现在又同意了，女孩的心真是搞不懂啊！
有人说，处在青春萌动期的青年男女心是相通的。难道在那回眸的一刹那，她真能看懂我的心思？
8月底，部队野外训练结束，再过几天就要回营区了。有一天，我有意在那个时间段起来锻炼身体，想再看看挑水的“二妹子”，可是再也没有看到……
这时，远处传来优美动听的歌曲“九九那个艳阳天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C、从山沟调到了城市
部队回到营区后，我和郭干事集中写了一批稿子，政治处领导让我到济南军区《前卫报》送稿子。并且，郭干事对我说：“你当兵也两年了，这次到济南离你家很近，回去待几天吧！”听了这话，我当时非常激动。从没出过远门的我，真是有些想家了。但到济南办完事后，我躺在市中区的招待所里，思想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如果回去，还没于出点成绩，也就是说还没提干，别人给介绍对象怎么办？如果坚持不要，今后提不了干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搞得我头昏脑胀。最后，我忍着强烈的思乡之情，在济南市区逛了逛，夜里买车票提前返回了部队。
由于我借调到团政治处任报道员一年来，《解放军报》发表了4篇文章，军区《前卫报》发表30多篇，开历史之先河，单位准备年底给我立功。
立功的事还没兑现，一纸命令说让我到潍坊市军教导大队报到。我当时有些懵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军令如山。我打点好行李，告别了战友，从山沟终于来到了城市——潍坊。
潍坊，古称潍县，是一座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据出土文物证实，早在7000多年前，就有人在这里生活定居。夏商时代，境内有斟灌、寒、三寿等封国。周初，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潍坊昌乐境内）。春秋时期，现市辖区分属齐、鲁、杞、莒等国。战国时，大部属齐，诸城等地属鲁。秦代，东部属胶东郡，高密置县，西部属临淄郡，东南部属琅琊郡。汉代，市境为青、徐二州刺史部所辖，分属北海、琅琊、齐三郡和淄川、高密、胶东三国。三国时，地属魏。南北朝时，南朝地为刘宋，北朝地属元魏。隋代市境属北海、高密郡。唐代属河南道，青、密二州。元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置益都路。明朝市境置青州、莱州二府，属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为青州、莱州二府所辖，属山东省。
今天，提起潍坊，人们最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一幅画面是：蓝天白云之下，各种各样争奇斗艳的风筝在迎风飞舞……
以“手工业之乡”而闻名的潍坊，出产泥塑、首饰、刺绣、杨家埠木版年画和风筝，其中，风筝更是享誉世界，被称为“国际风筝之都”，据记载，潍坊风筝自宋代开始流行民间，明代更加普及。到清乾嘉年间盛行乡里。曾在潍县任七年县令的郑板桥，在他《怀潍县》一诗中就形象地描绘了清明时节潍坊一带放飞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飞彩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潍坊每年四月都会举办国际风筝节，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做风筝、放风筝、赏风筝，其乐融融。
除了风筝，潍坊的另一著名品牌就是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了。他一生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幽之中。现实容不下像他这么个性张扬、才华出众的正直之士，他就只能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寄托诗画，通过笔下的创作题材，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而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比如《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中的诗句：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史，一枝一叶总关情。”
而关于郑板桥在潍坊留下最著名的，还是他的“难得糊涂”匾额。据说，这四个字的来历是这样的：
有一天，郑板桥忙里偷闲，专程来到莱州的云峰山，观看慕名已久的郑文公碑石刻。由于看得出神，不知不觉耽误了下山的时间，于是，只能在山中一处茅草屋里借住一宿。
主人是一位儒雅老者，自命“糊涂老人”，与郑板桥言谈甚欢。当得知郑板桥是潍县的县令，便请他看自己所珍藏的一尊方桌大小的砚台，并请郑板桥题字，以便刻于其上。郑板桥有感其名号，因此写了四个大字：难得糊涂。然后，他又落款盖章，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方印。
完毕之后，请老人写跋。老人思忖片刻，写下一段文字：“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拿出一方印钤盖于落款处，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郑板桥看后大惊，方知眼前的老人来历不凡，当下便步老人之神韵，又补写了一段文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老人看后仰天大笑道：“真乃高士也。”郑板桥亦谦虚地称道：“得遇老人家，实实三生有幸！”
从此，郑板桥和他题写的匾额“难得糊涂”以及他的“糊涂论”便成为趣闻，传遍了大江南北。
另据好事者说，郑板桥还有一副匾额，叫做“吃亏是福”，只因无法考证，所以渐渐被人遗忘了。
这就是潍坊，一座在当时我心目中非常了不起的城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到了这里，与她“结缘”。
后来才知道，军教导大队缺一名搞新闻的报道员，就让当时军宣传处负责新闻的张宝明干事（现任某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少将）物色个人，我与张干事素不相识，只是他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我的名字，就把我推荐来了。
军教导大队设在潍坊市往东两公里的梨园，与军男、女篮球队、通信营一个大院，同属军直属单位。我报到后，大队陈大队长、高政委和政治处姜主任分别跟我谈了话，把我编制在政治处专门负责新闻宣传工作。
来到新的单位，面对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我却常常怀念在山沟里那两年的艰苦岁月。那里是我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有我曾经的辉煌，但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单位，还要重打锣鼓另开戏，也就是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军教导大队比团里条件好多了，尤其是在团里不可能的事，在这里成了稀松平常。比如，在这里能经常见到在团里很少见到的军机关的领导；在这里能听到整个军的奇闻异事；还有常在你眼前晃动的五大三粗的男、女篮运动员，以及小鸟依人式的女通信兵。电话也是直通军总机，想要哪就要哪，方便得很。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邓丽君”。她的《甜蜜蜜》《何日君再来》《阿里山的姑娘》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让人如痴如醉，久久难以忘怀。
军教导大队虽然是团的架子，但编制人员很少，主要任务是举办各类培训班。与正规团比起来，报道线索很少，再说对部队的指导意义也很有限。尽管领导很支持，但我写的稿子一直发表不出来。
在人生的路上，我又走到了低潮。稿子见不了报，领导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还是不太高兴。因为我是专职报道员，这是我的工作呀！有些稿子，我感到是能发表的，可不知道为啥就是见不了报。
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父亲到潍坊来看我了。我是到潍坊后的第一时间给家里发出的信，一是让家里及时知道我的行踪；二是想让父母为我的一点点进步感到安慰。父亲似乎对我的调动感到很高兴，把在家里卖糕点、炸油条赚的钱，给我买了一块“上海”牌子表。家里挣点钱不容易，这块表一下就花120多元，使我感到非常不安。为了不让家里为我担心，我没有把工作上的困扰告诉父亲，而是请假陪着他在潍坊市的各个景点逛了逛。在父亲问到我今后的打算及找对象的问题时，我说：“因我来新单位还没干出点成绩，提考军校的事有些不妥。就是让考，因我是自学的高中课程，非常不扎实，也不一定考上。我想先把工作干好，年底服役期就满了，这样首先解决不能退伍，明年还有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父亲听了我眼前的打算和长远的规划还比较满意，就对我说：“人家那个女孩前段时间结婚了，你也不要有顾虑了。”我说：“好！只要年底我不退伍，明年我就有探亲假了，等探家时再说吧！”
父亲带着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高兴地回去了，可我这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又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不上稿的谜团终于揭开了。原来，我们连跟我同年入伍的有几个高中毕业的战士，看到我借调到政治处专职搞报道轻松自在，他们仍然没日没夜地施工，非常不服气。我在团里时只是说说风凉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可我已调走，“人走茶凉”，就不断给报社写信告我写假报道。报社通过调查了解，认为有几篇稿子确实与事实有些出入，就给了我停稿半年的处分。因处罚通知发给了原单位，原单位的同志怕我有思想包袱，就没有告诉我，致使我一直蒙在鼓里。
得知这一消息，我一下觉得天昏地暗。这对于我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搞新闻的没有报纸给你发稿子，就像演员没有了舞台。作为一个刚当兵两年多的战士来说，工作就是事业，工作就是前途，工作就是出路，没有了工作成绩等待你的就只有退伍回家。退伍回家意味着什么？这我非常清楚。几天几夜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可又没法向人倾诉，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怎么办？怎么办？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管怎样生活还得继续。当我冷静下来，仔细回味朋友告诉我时的话，突然“半年”两字映入脑海。停稿半年，也就是半年后我的稿子就可以发表了。想到这里，我又打电话找告诉我的那位朋友，让他帮我核实开始停发我稿件的日期。朋友告诉我后，我一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警报就解除了”。这时，我对未来又有了希望。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要离开这个单位。去哪？因我在军教导大队对下面各师分布很清楚，这时我又想到了曾经帮助过我的梁尚泉老爷爷。那时他已去青岛工作了。对，我也去青岛，那儿郊区正好有我们军的一个团。这样我先给那个团的报道员张子健打了个电话。那时我们并不认识，但彼此因常在报纸上发表稿子，名字都很熟悉。张子健非常热情地听了我的想法后，就向当时的宣传股股长金有峰作了汇报，没想到金股长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张子健又告诉我说：“我们部队现在徐州施工，你来要先到徐州。”这边说好后，我又找到当时军里分管新闻的刘勇凤干事，谈了我在教导大队搞新闻不太合适的想法。得到他的认可后，我请他找军里军务处办理调动事宜。这两边都说好后，我郑重地向政治处姜主任说了此事，姜主任又向高政委作了汇报。因我在这里一篇稿子也没有发表，他们就很干脆地同意放行。
拿到调令后，我就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悄悄乘车南下了。没有告别，没有欢送，甚至有几个很要好的战友我也没打招呼，就“逃离”了这个让我压抑得快要窒息的单位。当我走出这个大院，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过去人们的怀疑、冷嘲，将离我远去。
列车在夜色中奔驰，我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在蓝天上飞翔。旅客们都已进入梦乡，我却毫无睡意。思绪像脱缰的野马，过去的经历在脑海中不断闪现，使我深深懂得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坎坷。但我思考最多的还是面对未来新的压力。如果说上一次调动算组织行为，那这一次就是个人意愿了。我是一个快满服役期的战士，一旦干不好，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后我不管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一定先把工作干好，也就是年底决不能退伍，不然，一切理想前途都将付之东流。
D、“草船借箭”
到徐州后，报道员张子健把我接到了云龙湖畔的郊区农房，简单地安排好住宿后，他领我走上了高高的云龙湖大坝。面对一望无际、碧波荡漾的湖水，令我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心情了。我们边走边聊，我向他倾诉了过去的坎坷，并表示了今后的决心。
新的工作也就从此开始了。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我相信：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
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借助一下别人的力量。这时我想到了一个我认识的人——《解放军报》驻某军区记者站的著名记者饶洪桥（现军报副总编，少将）。
由于部队在徐州执行施工任务，住得非常分散。为了尽快进入“角色”，我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跑，还经常吃住在连队，掌握了大量的报道线索。在这同时，我经常与饶记者保持联系、汇报线索。不久，应我的邀请饶记者来到了徐州，就我提供的报道线索进行深入采访。饶记者不愧是名记者（他写的《优秀义务兵的母亲赵趁妮》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很快，我们共同署名的文章就在《解放军报》、军区《前卫报》连续发表，有的还加了编后，为我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我在团领导和机关干部面前赢得了面子和荣光。
稿子连续发表后，我接到了军教导大队战友的电话，他说，大队领导都看到了报纸，其中政治处姜主任说，不是小梁写稿不行，而是咱们这里值得报道的东西太少。你看，他刚走一个多月，就发表了这么多稿子。听了战友的话，我心里酸酸的，只是苦笑了一下说，谢谢理解，我也有自身的问题。
在徐州工作几个月后，部队完成了施工任务，回到了青岛郊区城阳的营房。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年底服役期满后顺利留队超期服役。这个目标实现后，我就按原先的计划又开始复习文化课，因为明年是我最后一次考军校的机会了。我给自己规定白天工作，晚上和星期天复习功课，每天晚上不过12点不能睡觉。在我宿舍里的墙上到处都贴满了数学公式、物理定理、化学周期表等，每天早晨起来先背一遍；每天晚上回来再背一遍，加深印象。
在忙忙碌碌中，迎来了1983年的春节。已在青岛工作的梁尚泉老爷爷，听说我调到驻青岛城阳镇的部队后，就热情邀请我到他那里过年。当兵3年多了，确实非常想家，部队又不让回去，于是，我就请假到了青岛，与多年不见的老爷爷一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在那个春节期间，我和老爷爷谈了很多很多。他不断地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和失败，“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能提了干，在青岛找个媳妇就好了。青岛姑娘多漂亮啊！我当时心想，好是好，只是想想罢了，那只是个遥远梦的啊！
E、无情的“情人”
1983年的阳春三月，乍暖还寒的一天，宣传股金股长找我谈话，让我探家。他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回家找个媳妇吧！按部队的规定，超期服役后让老战士回家探亲，主要是趁穿着军装找个媳妇，完成了这一“使命”后，再到年底基本上都要退伍了。我把想考…